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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心，就要伤害你的心、肝、脾、肺、肾。所以你可以哀愁，但不可以伤心。“怨而不怒”，你可以有埋怨，“哎呀，怎么老师讲得这么慢呢？老是讲一句，讲快点儿嘛”，你可以埋怨，但不要发怒，你说老师：“你不要讲了，滚！”这就是发怒，一发怒就伤你的肝，喜怒哀乐都是会影响身体的。中医里边讲，外感六淫，内伤七情，都是致病的根源。六淫是风、寒、暑、湿、燥、火，就是使人体生病的六种自然界的淫邪之气。风，中风了，伤风了。寒，人受寒了，把舌一伸出来，舌生白苔。暑，人中暑了，全身温热，不出汗，白苔里面发黄。湿，风湿，湿症，皮肤出问题了。燥，燥火，情绪暴躁如雷，肝上阴虚，情绪波动，睡不好觉，魂不守舍。内伤七情，哪七情呢？喜、怒、哀、惧、忧、恐、思，使人体生病的七种内在情绪因素。喜伤心，过于欢喜就伤心脏，所以有因高兴过度而死的人，如武松。怒伤肝，发怒就伤肝脏，所以易怒的人肝都不太好。哀、忧伤肺，哀愁、忧伤过多就伤肺，林黛玉多愁善感，最后就是得肺病死的。恐、惧伤肾，伤肾脏。思伤脾，思虑过多伤脾胃，但凡多思多虑的人一定长不胖，无忧无虑的人则多半容易长胖，所以《大学》里讲“心宽体胖”，一般胖子都很少有忧虑，瘦子多半一天到晚愁眉苦脸。中医讲致病的原因就是两大条：外感六淫和内伤七情。诗三百篇为什么无邪呢？就是因为其言情而得情之正，虽言情但无邪念，也就是说情感中正、温润，无过分或偏邪之病，所以读诗能让人的情绪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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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第二（3）

诗能言情，诗歌都是为情所发的，有情才有诗，“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就是说诗歌是有感情在内心里边要抒发出来，不发出来就不痛快。情发于声为诗，声成于文为音。诗歌是人心发出来的，平常的言说不足以表达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重阳节到了，独在异乡，有了感触，先是发发感叹，“哎呀，我的亲人们怎么样了啊”，发着发着感叹就开始吟诗了：“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用诗歌都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干脆就跳起来了，载歌载舞。诗歌都是从情感里流露出来的，没有情就没有诗，所以诗人就是情人，没有情的人是做不出诗来的。“言情而得情之正”，是讲既要表达感情，而且这种情还必须是合于礼的，中正的。不合礼、不中正的情就是纵情，就不是正情。

由于诗歌都出于真情流露，能打动人，所以孔子要诗教，要用诗来教化民众，老百姓必须读诗，在读诗的过程中，陶冶性情，移风易俗。你本来是一个刚暴的人，读了诗以后，性情近于温柔。你本来是一个粗野的人，读了诗以后，变得文雅，这就是诗歌的作用。蔡元培先生提倡美育，以美来教化民众，其实就类似于孔子的诗教。这就是为什么孔子把这一句放在《为政》后面：为政的关键是在教化民众，用什么去教化，用诗去教化，用老百姓最容易接受的东西去教化。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是接着诗来讲的。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先用诗来教化民众，然后用礼来约束他们，这一句就是讲礼的。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道”意思同“导”字，引导，用政令来引导老百姓；“齐之以刑”，用刑法来整顿老百姓；“民免而无耻”，老百姓不犯法，但没有羞耻心。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害怕一系列的严刑酷法。比如这一班的同学，命令你们不准出教室，出教室者格杀毋论。这样一来，谁还敢出教室？即使想出去也不敢出去，门口不是枪炮就是刀，一出去就要杀你，你哪里还敢出去？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你不想出去啊，只是你不敢而已，一旦有机会，你还是想溜出去，想从窗子爬出去，想变成鸟飞出去。所以孔子说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如果用道德引导你们，用礼仪约束你们，这个时候即使你想做坏事，你也会自己约束自己，这时不是因为怕，而是不愿意。“有耻且格”，“格”当格除讲，就能格除你自己心里边那些不纯正的思想。比如，只跟你说不准你出去，你就想不通，为什么不准我出去啊，我就想出去。但是来了一个人，循循善诱地给大家讲，不让你们出去是为你们好，现在外边全是非典病人，又闹禽流感，或者瘟疫，这里才是净土，你们出去了就要染病，所以不要出去。对你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这个道理给你们讲通了，这下子，叫你们出去，你们都不出去了。你还敢出去吗？撵你出去，你都不出去。这就叫“有耻且格”。要从内心里边去引导他，而不是强制他。这就是儒家最了不起的地方，这也正是儒家与法家最不同之处。上古时候“刑不上大夫”，刑法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对大夫以上的人是用礼来治理。法家是把对老百姓的法普及大夫以上，实际上就是把高的降低；而孔子是把对大夫的礼用于治理老百姓，就是把老百姓的思想提高。真正要治理天下，不是靠堵，堵是堵不住的，要靠疏通。不准你出去，不给你讲道理，你就老想出去；把道理给你说清楚了，把你教化通了，逼你你都不出去了。用德行、礼仪来教化众生的话，众生自然而然地就不会去做坏事。这就是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教育小孩子，你光是不准他这样，不准他那样，他始终还是搞不明白，但如果你告诉他为什么能这样、不能那样，他想通了，他自己就不会做不准做的事情，这就是明理。所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老百姓就有了羞耻心，想做坏事都不会做了，这就是引导的作用。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不会犯法的，因为法律是底线，他自身道德的约束力高于法律，怎么还会犯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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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第二（4）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讲了用诗和礼教化民众以后，孔子自叙身世，用自己一生的体会来说明教化与为政的关系，这是很巧妙的。这句话里包含了孔子一生不同时期的人生境界，但后世引用这段话时往往只用来说明年龄。比如说某人到了不惑之年，大家就知道他四十岁了；天命之年，哦，他五十岁了；耳顺之年，他六十岁了；他到了从心所欲的年龄，七十岁了。但实际上孔子说的是自己生命历程不同阶段所达到的境界。

“十有五而志于学”，孔子十五岁就立志求学，“志”就是立志。注意，《论语》里边每一个字都有深意。“学”，学什么，学人生的大道，这是关键。孔子十五岁开始学人生的大道。

“三十而立”，字面的意思就是三十岁才站起来了。三十岁有了骨头，有了脊梁，这是不容易的哦。我们有些人到八十岁都没立起来，都只是一堆肉，摊在地上。真正的“立”是什么？看看这个“立”字是怎么写的。立的象形文字是“”，有头，有两只脚，人站在地上，一个人顶天立地，这就叫“立”。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要堂堂正正地立于天地之间。有几人是做到了呢？很少。孔子十五岁求学，到三十岁，经过十五年的修炼，才到达能够立于天地之间的境界，不容易啊。孟子说“人生有三乐也，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父母亲都健在，兄弟都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是一种快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二乐也”，抬头不愧于天，低头不愧于地，我心无愧于天地，这是人生的第二乐。“得天下英才而教授之，人生三乐也”，能够得到天下英才来教育，这是人生的第三种快乐。其中“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正是讲的堂堂正正立于天地之间。《论语·泰伯》篇对这个立作了具体的解释，“立于礼”。用礼来让自己站立。你站不起来吗？礼教你怎么站。你不知道怎么和人交流吗？礼教你怎么和人交流。五经中的《礼经》对每一条礼都讲得很仔细。比如提亲就要送大雁，这是提亲之礼。去见老师，送十块腊肉，这是见老师的礼。为什么送腊肉，为什么要送大雁，这都是有讲究的，不是乱来的，为什么不抱一头猪去，要送大雁，因为雁是最忠贞的动物，配偶去世了，另一只雁会终身不嫁不娶，称为“孤雁一世”。提亲送雁，即以大雁象征婚姻的忠贞。礼就教人怎么立于天地之间。　“四十而不惑”，“不惑”就是没有困惑的意思，就是什么都想得通，孔子说四十岁的时候，自己什么都能想明白了。一个人是不是什么都能想通，都能想明白呢？不一定。孔子说“智者不惑”，只有智者才可以不惑，不是每个人都能不惑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通了就不会感到痛了，你痛是为什么，因为血脉不通畅，淤结在这里，你就感到很痛。智者不惑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他什么都想得通。孔子在四十岁的时候才达到了智者的境界，认为凭人的智慧，注意，是凭人的智慧、人的才学、人的能力来解决人世间一切想不通的问题。

“五十而知天命”，五十岁就不一样了，孔子在四十岁的时候以为凭我的智慧和学问，天下的事我都能够想得通，我都能够办得到。到了五十岁孔子才深深体会到，人间的事情，单凭人的智慧、人的能力是不一定能够办得到的，还有天意在那里。孔子这么了不起，这么伟大，周游列国都不见用，诸侯王都不用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学问不高，智慧不够吗？都不是，而是天命所归，天现在还不能用你。这个时候孔子才真正知道了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人的智慧、人的才学都是有限的，而真正决定人世间的是非成败、决定荣辱得失的是天。孔子到了五十岁才知道了天命，可见知天命不容易哦。知道天命以后才能够乐天知命，我成也好，败也好，这是由天安排，不是凭我的能力能够解决的。一般智慧越高、学问越大的人，痛苦就越深。因为他智慧高、学问多，认为天下的事没有解决不了的，可他就是解决不了，所以很痛苦。孔子有这么高的智慧，想治理天下，想实现太平世界，想出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可是就是办不到。他要救苍生，却救不了苍生，他痛不痛苦啊，他是痛苦的。到五十岁孔子认识到了痛苦是无益的，天命才是道，所以就没必要痛苦了，因为是天命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信天命，乐天才能知命。一般的人是这样的，反正我都办不了，我就不办了嘛。反正都不用我，我一天到晚这么努力做什么呢？我也不用严格要求自己了，我也不用行道了，我也来享乐算了，吃香的、喝辣的，高枕无忧，我也跟着混吧。当他的人生追求无法实现的时候，他就有两种可能：其一是放弃，或者彻底地背叛，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很多人在早年是非常有理想、有抱负的，但是当他的理想、抱负不能实现，或者受了挫折以后，他往往不能够坚守了，彻底地放弃，或者彻底地背叛，他甚至成了另一个人，跟他以前判若两人。年龄越大的人对这个体会越深。但孔子不然，尽管他知道天命不在他，但是他在五十四岁以后还周游列国十四年，直到六十八岁，中间几次差点被杀掉。既然天都不用我了，我还费力不讨好做什么呢？但孔子仍然要做，这就是儒家最可贵的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明知道天不用我了，但是我还要尽人事，我还要尽我的努力。一般的人，要么没有智慧，不懂得天命，他做，那是一种愚钝的做；知道了天命以后还要做，那就是圣人了，不一样了。道家的境界，其实只在智者不惑的阶段，所以道家的人是智而不悲，他有智慧，但缺乏悲悯心。儒家就不一样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明知道这个事情做不成还要做，最后失败了，他还是泰然处之，为什么呢？因为失败早就是他预料之中的事了。失败在我预料之中，我还要去做，这就是无往而不胜，故孟子说“仁者无敌”。比如说，这个人得了艾滋病，或者癌症，按道家的说法，这个病治不好的，不要治了，你还治它做什么呢，你太愚蠢了，多活还多花钱、多花精力，不要去治它了，让他死，安乐死，对大家都有利，这是智者的说法。仁者就不一样了，明知道这个病治不好，我还要去治它，我还要去给他不死的信心，我还要去忠心地呵护他、关心他、帮助他，最后他虽然死了，但是我毕竟尽到我的心了。他的死我是早就预料到的，所以我并不会因为他的死而灰心丧气，无所适从。预料到他的死了，我还要去关心他、帮助他，尽我的人事。听天命就无怨，尽人事就无悔，这样就无怨无悔了。

为政第二（5）

“六十而耳顺”，这个境界就更难了。“耳顺”有两层意思，有人说“耳顺”抄错了，说“耳”字是而已的合音，故耳顺即已顺的意思，已顺什么？已顺天命。这是一种讲法。另一种解释是人最大的烦恼从哪里来啊，从耳朵进来。他又在叽叽咕咕说我什么了，他们几个又在讲我的坏话，又在背后说我了，又在诬陷我……一听到逆耳之言，心里就不舒服了，就冒火了。人的烦恼往往从这里来的。人活在世上，有多少人说你好，就会有多少人说你不好，孔子更不例外。你越是圣人，你越是比众生高，众生就越不理解你，众生说你坏话的就越多。这个时候，你要处之自然，称讥毁誉寻常有，你要让他不说，是不可能的，再好的人都有说他坏话的。孔子这么伟大，也有好多人讥讽他、陷害他。“耳顺”就是你能够从容平和地面对一切称讥毁誉，心不为之所动，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这个时候基本上达到了《易经》里讲的“济既”的境界了，水火济既，达到圆满了。

但是孔子还没有止步，虽然已经达到寂静不动的境界了，但是，如果光是寂，就死了，静则止，止则死，死水一潭，就没有生机了。所以最后要退回来，未济之卦，所谓“从心所欲，不踰矩”。经过寂静的境界再出来游历于人世间，就像“飞龙在天”一样，无所挂碍。“从心所欲”就是随心所欲，做什么事情都听凭心性去做，但又不会超越人间的规矩，这就是以出世的心来做入世的事。他已经超脱了人世间一切的是非成败、称讥毁誉，已经无所挂碍，这个时候再来做事，再来做人，就是生机盎然，生机流畅，生命畅达。

孔子的一生，就是一个求道的人、成道的人的生命历程、心路历程。他认为治天下、为政的人，就必须向这个境界努力。

下面就讲孝了。以诗来教化天下，以礼来治理天下，然后以孝来治理天下。孔子和四个人讨论孝的问题，但讲得都不一样，这叫因材施教。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