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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月，心中有水，心中有人，那都是心反映的水、月与人的像，而不是心自己造的。心中的像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看开始的，所以守住本心的要领以“视为之则”，就是以看为原则。如果一开始就看不清楚的话，内心就要迁移，本心就会受蒙蔽。所以要使自己的心安，首先要从约束外部的看开始。不该看的看了，本心就要受到诱惑。开始的时候从外边用功，目的是以安其内，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这都是为了安自己的心。一个人要克制住自己的欲望、私心，从哪里开始呢？就从看开始。不合礼的不看，久而久之养成习惯，以后叫你看你都不会看了，心也就安了。

《听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诱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觉，知止有定。闲邪存诚，非礼勿听。”人有一种美好的禀性，人的美好禀性从哪里来呢？是从天性当中来的，天赋予了人这些善良的本性。可是人的本性往往容易被外物所诱惑，从而销蚀了它原本正直的禀性。那些卓越的、先觉悟了的圣人，他们知止有定，他们知道应该在哪里停止，于是就在哪里定下来。抛去那些邪念、杂念，保持住诚心，不该听的就不要听，不合礼的就不要听。比如某某又在说某某的坏话了，你不要听；某某又在对学校表示不满了，你不要听；某某又在对国家、政府表示不满了，你也不要听。凡是不合礼的都不要去听。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恶。这是听的标准。

颜渊第十二（2）

《言箴》曰：“人心之动，因言以宣。发禁躁妄，内斯静专。矧是枢机，兴戎出好。吉凶荣辱，惟其所召。伤易则诞，伤烦则支。己肆物忤，出悖来违。非法不道，钦哉训辞！”人心的发动是从语言开始的，能够平息躁动和妄念，内心就可以专注和宁静。说话是关键，一句话没说好，就要引起战争，这就叫“兴荣出好”。语言能够引起战争，也能带来和平。一个人的吉凶荣辱，往往是从他说的话开始的。一句话没说对，杀身之祸就招来了。一句话说好了，说不定就能得到荣华富贵。《朱子家训》里边就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说话过于简单，很荒诞，别人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说得过于繁杂，又显得支离破碎，使别人半天不得要领。说话太放肆多半与事理相违背。你说出一些违背天道的话，应对你的往往也是一些违背天道的话。比如，我骂你一句，换回来你骂我一句——发出什么，就得到什么，所谓“出悖来违”。不符合天道，不符合礼的话，就不要去说。接下来，《言箴》更是重要，《视箴》和《听箴》主要是影响人的本心，而《言箴》除了针对人的本心，还会牵连到祸患——很多事情都从语言而起。

《动箴》曰：“哲人知几，诚之于思。志士励行，守之于为。顺理则裕，从欲惟危。造次克念，战兢自持。习与性成，圣贤同归。”哲人都知道那些很玄妙的、很精妙的、很精深的道理，这就叫“知几”。哲人为什么能知道这些道理呢？因为他们有缜密的、深刻的思考。“志士”就是有志之士；“励行”，砥励自己的行为、磨砺自己的品行，以什么为要呢？以守为原则。要守得住自己，不妄动，顺理去做，就会得到好处。如果依从私欲，就会使自己面临危险。要能够“造次克念”，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在颠沛流离之际，都能保持一份善念，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能把持住自己，能够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么在行为上，就能严格要求自己。习惯和性情是慢慢养成的，你慢慢这样做，习惯了，你的品性就养成了。到了这个时候，习惯成自然，就可以步入圣贤的境界了。

以上是程子的四箴。我讲这一段就是要帮助大家进一步理解孔子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这一段话里孔子说出了仁的最高境界：克己复礼。为什么克己复礼是仁的最高境界呢？因为孔子说了，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就可以归仁——你可以想一想，这种境界之高。一旦每个人都能克己复礼，那么我们就进入了大同世界，而大同世界正是儒家的最高理想。有的人就问了，圣人说得这么好，为什么这种天下归仁的局面从来没有出现呢？大家注意了，圣贤讲道理，就像我们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一样，在实验室里很多实验是可以做出来的，可是放到现实生活中，有些实验就做不成，因为实验室是封闭的小环境，可以保证实验不受外界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的影响。大千世界包罗万有，任何一个很偶然的、很微小的事件都会对实验有影响。圣贤讲的道理是实验室里进行的实验，也就是说是排除了一切外在偶然因素的绝对的道理，又称为共相。我们在圣贤书里读到的是共相，不是殊相，共相是从殊相里抽象出来的。而在大千世界里，只有殊相，没有共相。我们说的人性都是抽象的人性，可是具体落实在每个人那里，人性都是各不相同的。比如我们说这朵花，“花”是所有花的共相，而“这”是这朵花的殊相。“这”是专指这一朵。如果没有花这个共相，我们连这是什么都说不清楚；如果没有“这”这个殊相，别人就不知道你指的究竟是哪一朵花，因为每一朵花都不一样，没有哪两朵花是一样的，这就是共殊之别。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讲玄学，冯友兰先生讲，整个玄学讲的就是共相和殊相的问题。很多人以共相在现实中不能够实现，来否定圣贤的道理。但是圣人的道理是共相，是在特定环境当中才可以达到的，放到大千世界中来，就必须考虑到它要受各种各样因素的制约。我们不能以大千世界的殊相否定圣人讲的大道。另外，儒家的永恒价值正在给人类指引光明。只要有光明在，人类就永远有希望，有希望，人生就有意义。没有了光明与希望，人类就会坠入黑暗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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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渊第十二（3）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本篇基本上是在谈关于仁的问题，是对仁的深入探讨和反复对比。第一章颜渊问仁，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第二章仲弓问仁。仲弓就是冉雍。仲弓问，什么叫仁？孔子说，第一，你出门办事要像去接待贵宾一样，意思就是要有诚敬之心；第二，你使用百姓要像做祭祀活动一样，就是说要战兢自持，因为祭祀必须是很谨慎、虔诚的；第三，你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不要强加给人家。“邦”指诸侯国，“家”指大夫统治的地方。在诸侯国、在大夫家都不要使人家有所怨恨。仲弓说，我虽然不敏捷，但我一定身体力行老师说的话。

这一段讲的一个是“敬”字，一个是“恕”字。“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讲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讲恕，就是将心比己，推己及人。能以敬来要求自己，以恕来对待别人，自然就不会招来怨恨。“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是敬恕的功效，能够如此，仁就在其中了。孔子对颜回主要是从宏观上讲仁，对仲弓则是从微观上入手，因为仲弓有治国之才，所以孔子就教他怎么实现仁德。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司马牛是孔子的弟子，名犁，字子牛。他也问仁，孔子是怎么回答的呢？孔子说：“其言也讱。”注意孔子的因材施教，他是根据不同人的特点来阐发仁的内涵。司马牛这个人话比较多，又比较急躁，所以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讱”，读rèn，形容话难以出口之状，引申为说话谨慎。实际上孔子的意思是说真正的仁者是不轻易说话的，他每说出一句话来，都好像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仁者每说一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都要能够身体力行。司马牛有点不以为然，他说，一个人说话能讱，这就叫仁者了吗？孔子说，一个人能切实践行自己的话是不太容易的，既然说出的话不容易做到，那么话就不要那样轻易地说出来。实践起来很困难，表达出来能够轻松吗？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一定不是仁者，离仁者很远。真正的仁者是讷于言而敏于行的，说一句话就一定要做到。这一段是针对司马牛而发的，因为人的性格不同，德行不同，回答就不一样。关于仁，孔子可以说出很多道理来，可以做一篇《仁论》，但是如果不切实用，不针对每个人的具体问题，就是无益的。比如，这个人很懒惰，他问仁，孔子必会说，仁，勤也，要勤奋才能仁，因为不勤奋根本无法行仁。如果对懒人也空讲仁义大道，讲了半天他还是不去做。对一个夸夸其谈的人，就告诉他，仁者要少说话，慎说话，他就知道从这里入手去努力。孔子施教能从关键处入手，对症下药，这正是圣人的伟大之处。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司马牛又问了，什么才叫君子呢？孔子说，君子是不忧不惧的人，没有忧愁，没有恐惧，恐惧和忧愁离君子都是很远的。第一，君子坦荡荡，故不忧；第二，君子不卑不亢，故不惧。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君子具有仁者和勇者的情怀，所以君子是对成德之人的称呼。司马牛又说了，不忧不惧，就叫君子了吗？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司马牛说话是很快的，老师说了上句他就接下句。老师说仁者也讱，他马上就说，讱就叫仁者吗？老师说，不忧不惧是君子，他马上说，不忧不惧就叫君子吗？他的问题在哪里？太爱说话，不加思考。一个人语言太快，就说明他根本不加思考就说话。孔子说，你反省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一点内疚，那你还有什么忧愁，还有什么恐惧呢？你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也就不忧不惧了。不忧不惧并不是有了忧愁、恐惧以后排遣它，而是根本就没有。这要达到很高境界以后才能做到。不是说有了忧愁、恐惧，你去解决了，然后你就没有忧愁、恐惧了，忧愁、恐惧是延绵不断的，此起彼伏，你把这个阶段的忧愁、恐惧解决了，下一阶段的新的忧愁、恐惧又生出来了。要从根本上去解决，必须做到内省不疚，内心中没有一点愧疚。要实现内心没有愧疚，必须行事符合天道。这不就是克己复礼吗？所以要成为君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古人云：“一生不做亏心事，便是人间活神仙。”这可能就是内省不疚的境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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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渊第十二（4）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司马牛忧愁地说，人们都有兄弟，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亡”，通“无”。据史载，司马牛不是没有兄弟，他的兄长作恶多端，随时可能会因叛乱而死去，这是司马牛在同学当中说的话。子夏听后就说，我曾经听老师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意思是宽慰司马牛，不要因兄弟的遭遇难过，各人有各人的命。人的命有两种，一种是你可以主宰的，一个是你不可以主宰的。你不可以主宰的，像死生、富贵、出身等，对此就只有顺应。可以主宰的是你自己的德行。怎么主宰呢？君子尊敬他人，不出差错；对人恭敬而有礼貌。其实，“恭而有礼”是“敬而不失”的外在表现，一个是内容，一个是形式，你心中敬了，行为上就会恭而有礼；你心中不敬，行动上就不会恭而有礼。你做到了敬而不失，恭而有礼，那么四海之内都是你的兄弟，又何必担心没有兄弟呢？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我们一边听天命，一边要尽人事，听天命才能无怨，尽人事才能无悔。天命不能改变，只有改变我们自己。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子张来问明，明是和无明相对的，开了智慧就见到光明，没有开智慧就是痴，就是迷，除迷断惑谓之明。孔子说，“浸润之谮”。“谮”音zèn，谗言。偶然的一句两句坏话，是不容易使人相信的。但是“浸润”，　像水一样慢慢地渗透，不知不觉地，一天说两句，一天说两句，慢慢就自然而然地让人相信了，这就叫“浸润之谮”。“肤”就是肌肤，“愬”音sù，表示诬陷。“肤受之愬”就是直接遭受的有切肤之痛的诬陷。我们一般遭受了有切肤之痛的诬陷必定会发怒。对像水一样慢慢渗透的谗言，你不信，对有切肤之痛的直接诬告，你不发怒，就可以算是明智了。不仅是明，还是远，明和远，明是结果，远是原因。远，才能够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不清庐山的原因是因为你离庐山太近了，近了人就容易迷惑，离得远了，跳出这个圈子，再来看的时候，一下就明白了。不然为什么说当局者昧，旁观者清呢？因此，为了明，你就必须远，怎么使自己远呢？你要时时让自己跳出所在的圈子来看待事物——生活在其间，又不被其所牵制。比如，我虽然遭到别人的误解、冤枉，我仍然能从这件事中跳出来思考，想一想如果是别人会怎么处理这件事，这就是远，如此才能明。人们总有很多困惑，多半是因距离太近而造成的。为什么夫妻之间有这么多矛盾呢？你想一想，矛和盾是两个东西，矛和盾要彼此针对，才会产生矛盾。如果矛和盾分别放在两边，矛看不见盾，盾也看不见矛，就没有了矛盾，什么原因？远。近了就会有矛盾，近了以后人就迷惑，一拉开距离，人就不迷也不惑了，所以距离是相当重要的。距离产生美感就这么来的。跳出来看问题，问题就清楚了。你老是拘泥于“我”，你就永远不明，你跳出来，一切就明了了。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子贡问怎么为政。孔子说，为政之道有三个要素，第一是足食，使老百姓都能吃饱；第二是足兵，使国防军事得到保证；第三使老百姓信任执政者。先有吃的，再有军事，还使老百姓能够相信政府。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必须在这三样里去掉一项，那么先去哪一项呢？孔子说，如果这三项非要去掉一项，那就是兵，因为老百姓有吃的、对政府有信任的话，就可以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子贡说，如果在民信和足食这两项里还要去一项，去哪个呢？孔子说，“去食”。为什么温饱问题都可以去掉呢？孔子说自古以来人都是要死的，但是如果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了，国家就面临崩溃，所以执政者绝不可失信于民，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老百姓虽然粮食很少，但信任这个政府，　再大的困难都可以同心同力去克服。我们国家五十年代就创造了这个奇迹。那个时候新中国很穷，粮食供应紧张，军队装备也不强，但是举国上下团结一心，所以能打赢美帝国主义，保家卫国，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凭的什么呢？一种信念。这段话深刻地反映了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也就成了我们民族重要的价值观。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