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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同学没说话。他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三年前，他在地主家扛长工，被卖伕子顶债当了国民党丘八。后来，在进攻解放区时当逃兵溜了。他一直在外地混，前些日子听说家乡解放了，跑了回来。谁知正赶上七十四师占领郯城，他被杜维营的还乡团抓住，当了他们的团丁。这些年来，他认清了共产党的队伍是为解放广大劳苦大众而打仗的，国民党反动派到处祸国殃民。听说高宗藩是给共产党干事的，心里很佩服。眼睁睁看着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穷哥们儿落在那伙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手里，他心里不安。但是要真的把高宗藩放了，他又没那个胆子。真是左难右难，把他难死了。
好长时间，他终于想好了一个办法，但当着其他看守的面，又不敢明着对高宗藩说，只好看高宗藩的心眼灵不灵，运气好不好了。
他在高宗藩的身后偷偷把捆高宗藩的绳子的死扣换成了活扣，抬起脚在高宗藩屁股上踢了一下说：“妈的，不准在屋里撒尿，老子不能闻那股骚气，滚，跟老子到厕所去！”
高宗藩何等聪明，他马上就明白了对方的用意，故意回一句：“去就去，你神气什么？”
那个同学提了一盏小马灯，押着高宗藩来到厕所。他先进去照了照，然后出来骂了声“滚进去！”接着一脚把高宗藩蹬了进去。
高宗藩走进厕所一看，厕所没顶盖，四面泥墙不过一人高。他退下膀臂上的绳索，一纵身上了墙，“扑通”一声跳了过去。
那位同学等了一会，估计高宗藩已跑远了，就虚张声势地大喊大叫起来：“高宗藩跑啦，快逮高宗藩呀！”接着又对天放了几枪。
杜维营带着几个还乡团团丁跑来一看，骂道：“妈的捆那么紧怎么会跑了？”那位同学说：“谁不知道，那小子会缩骨法呀！”一个斜眼团丁说：“哼，再逮住，用铁丝穿住他的琵琶骨看他还怎么跑！”
高宗藩逃出虎口后一直没有找到党组织，直到一九四八年郯城二次解放又重新人党。
高宗藩为此也曾找过组织说明原因，组织部干事李洪学说，唯一能证实高宗藩当时情况的李希勤没跑出来，被敌人押到郯城拷打审讯致死了。再说按组织原则，高宗藩将近一年没和组织挂上钩，等于自动脱党，党龄只能从一九四八年重新入党日期算起。既然是组织上有规定，那就只好服从呗。不管怎样，他对新中国的到来充满了希望。
第二节
“宗藩，你家来亲戚啦？”
“哪是亲戚，他是高政委。”
“高政委？政委是干啥的？”
“政委就是县太爷。”
“县太爷？怎么一点也不像？”
“哪点不像？”
“看他穿的就跟俺老农民一样。他来你家干啥？”
“体察民情呗。”
高宗藩说的是实话。高风林政委是到东庄来体察民情的。他就是郯城县的县委书记。因为他兼任县人武部政委大伙叫惯了，不愿改口，觉得这样更亲切。
呀！共产党的干部和国民党的官员就是不一样。国民党的县长，那还了得？他们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出门以车代步，前拥后簇，八面威风。嘴里喊着是“民之父母”，实际上却对老百姓敲骨吸髓。孙中山先生的“民主、民生、民权”三民主义被他们改成了“民脂、民膏、民血”。要不然怎么叫它反动派呢？而共产党的县领导就大不一样了，他们爱老百姓如亲人，穿着朴素，进村入户访贫问苦，和老百姓心连着心。要不然凭着小米加步枪怎么能打败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八百万军队”，怎么能建立新中国、巩固红色政权？
高凤林来到东庄村后，说是住在高宗藩家，一夜又能在高宗藩的屋里睡多久呢？高宗藩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去练拳，捏手捏脚地怕惊醒他，可回来时一看人家早就背个粪箕满湖转悠一遍，拾了满满一粪箕粪回来了。接下来，匆匆忙忙地吃点煎饼咸菜又下湖去了。他帮老乡拉犁耕地，和老乡说笑谈心。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县太爷。他一出去就是一天，常常半夜才回来。
一个多月下来，高凤林书记向高宗藩摊牌了，他让高宗藩动员大伙入股办供销合作社。
民国之初，郯城市场物价比较稳定，后期较乱，日伪时期尤甚，日变三价，涨落不定。郯城二次解放后，市场多为私商经营。一些不法商贩，乘解放初期国家经济困难之机，抢购囤积，哄抬物价，扰乱市场。一九四九年，郯城县委县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稳定物价的方针，控制货币投放，紧缩财政支出，整顿各种税收，增加财政收入，发行“胜利折实公债”，紧缩货币流量，调剂市场余缺，平抑市场物价。组建供销合作社的目的，就是用集体的力量同奸商抗衡，发展集体经济，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
供销合作社毕竟是个新生事物，谁也没搞过、谁也没见过，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个石头叫谁去摸呢？高书记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高宗藩。
高宗藩是党员，当过农会主席，在支前工作中是个模范，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长后，团结村委一班人，把个东庄村治理得上规上矩，有条有道的，是个人物，而且是党信得过的人物。叫他带头搞供销合作社，高书记相信他准能干好，而且能干得很出色。
既然是上级交给的任务，困难再多，高宗藩也没在乎。他积极动员乡亲们入股。
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政治上得到了彻底的翻身。可是由于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大，因此人民群众，特别是东庄这样穷旯旮里的农民兄弟手里还没有多少钱。买“胜利折实公债”，他们知道这是支援国家经济建设，都积极购买。许多人勒紧腰带也要省下钱来买公债。可是要拿钱去入股办供销合作社，难度就大了。因为合作社就是卖东西的，卖东西就是做生意，就是经商。郯城虽是县治所在，可是由于长期以来的交通、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情况使然，这里群众的商业意识远不及码头镇。尤其是东庄村人，历来是务农为本，春夏秋冬大人孩娃换季的衣物布匹得到郯城集上或到码头去买或请人捎，针头线脑、洋火糖块就在走乡串村的货郎挑上买，或拿鸡蛋换。在村里搞个供销合作社当然是件大好事，能给全村群众的生活带来许许多多的方便。特别是农忙时哪有个空闲去买油盐酱醋啊！但办个供销合作社可不是一件小事，那是做生意呀，生意可有赚就有赔呀！入股做生意，要是赔了咋办？这些想法在大家的脑子里打了多少个转转，一时不肯把手里攒下的几个钱拿出来。
为了这，高宗藩没少做工作。他走东家串西家，说服动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筹集了数百元资金，在五间草屋里办起了郯城县第一个供销合作社。
果然，做生意不同于种地。常言说，庄稼活不用学，看人咋着咱咋着。做生意不但要有做生意的学问，还有一定的风险。这不，高宗藩办的供销合作社赔了。尽管高宗藩对事业、对群众有一颗亦诚的心，因物价上涨，两年不到，供销合作社的老本都贴光了。有人说，高宗藩吃亏就吃在一个“诚”字上，奸商，奸商，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嘛，你高宗藩不懂权变，不会耍滑头，你做什么生意？你能搞得过那些小商小贩吗？你又要保证商品质量，又要稳定价格，又要保证群众的利益不受侵害，可是谁来保证你，保证你顺顺当当地向上级、向群众交差？
最苦脑的，当然是高宗藩。他知道老百姓入股的钱一分一厘都来之不易，有的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从鸡腚眼里抠出来的，有个老人听说是高书记指示办的供销合作社，又是宗藩挑的头，二话没说，把自己多少年来搂草、生豆芽卖攒下的棺材钱拿来入了股。高宗藩在动员大家入股时曾以自己的人格担保绝不让群众吃亏，大家信得过他才肯把钱拿来入股的呀！事到如今，大家也看到高宗藩为了搞好这个供销合作社吃了多少苦，挨了多少累，看到他为了大伙的利益付出了多少艰辛，看到了自从供销合作社成立以来给全村群众带来的方便和好处。但是钱是硬货，缺了它，你说什么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怎么办？高宗藩苦苦思索了几天，一筹莫展。
“孩子哭，找娘。”一句当地人谁都会说的俗语，怎么就忘了呢？高宗藩几天的思索总算没白费，终于想到了这一点。谁是娘？党！高宗藩想：“是高政委来找我搞供销合作社的，如今我遇上困难了为什么不去找他？他是代表政府代表党的啊！”
原国民党的郯城县党部门口换成了两块木牌，一块白底红字“中国共产党郯城县委员会”；一块白底黑字“郯城县人民政府”。高宗藩整了整衣领走进去。高政委临离开东庄村时说过，只要有什么事，尽管到这里来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