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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用着急，他开口说话毕竟是早晚的事，白天一起共事，晚上住在对方家里。今天的事不可能影响朋友的感情，就像去年欧洲杯期间，我们为敏敏的事闹的那次矛盾一样。那是我们平生第一次发生矛盾，接下来两个星期，王建南绝不主动给我打电话，最后听说敏敏去了上海，我主动打电话告诉他，我们终于合好如初。总算没有像别人说的那样：“为朋友两肋插刀，为粉子插朋友两刀”

但这一次，我希望是王建南主动来向我悔过。

第二天上午，我很晚才去公司上班。

不出所料，王建南果然表现得很主动，我刚走出9楼的电梯间，他就从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里冲了过来。

这瓜娃子肯定稳不起了，生怕失去我这个朋友，可能从窗口就看见了我的车，所以急不可待冲出来要向我道歉。

不太对！他走近了我才发现，王建南脸红筋胀、气急败坏，好像不是来和我言归于好的，而是想火上浇油。

“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说一声？！”还没走到我面前，他就粗声粗气地说。

“啥子大不了的事？”

一看他的脸色，我马上想起，按我和刘至诚事先安排，公司那台崭新的苹果机昨晚已搬走，我已经明白他生气的原因。于是我说：“先平静下来，我慢慢告诉你，这件事对你、对我都是一件好事。”

于是我把和刘至诚商量，让公司破产赖帐的事说了一下，话还没说完，王建南一把揪住了我的衬衫领子，把我扭到墙边，愤怒得好像要把整个商会大楼吞了。

我盯着他的眼睛，很严厉地说：“你娃现实一点，10万块钱，你马上就可以买房子了，快把爪爪放开！”

王建南嘶着嗓子吼道：“日你妈10万块就把信誉卖了！马上叫刘至诚把30万划回来。”

我只好说，事情还可以重新商量，他这才放下我的衣领。

我开始苦口婆心地劝他，现在生意这么难做，上次那个雕塑艺术展大家累死累活，看起来闹热，实际上才挣两三万，有了这10万我们合在一起，重新办一家更大的广告公司。

王建南说：“当初签‘刊后付款’是我出的面，我输不起这个脸，我限你一周之内把报社的欠款结了，否则绝不认你这个朋友。”

我对他这番话相当失望，现在大家都在转变观念、与时俱进，他娃还用八十年代的方脑壳来考虑问题，这样下去根本发不了财。

我没这番把话说出来，说出来伤他自尊心。另外，主要因为我想到了周家梅，如果失去王建南这个朋友，我以后很难面对她。

我只好用缓兵之计，说：“刘至诚出差了，他周末一回来，我就和他重新商量。”

王建南的情绪这才稍稍平息，但脸上的怒气一整天都没有消失。

下班的时候，我主动和他打招呼，打算请他一起吃晚饭。

他头也不抬，说要加班写一下绵阳那个case的草案。

到了第二天，王建南的怒气虽然平息，还是不主动和我说话。

好几次，我从老板椅上站起来，在他办公桌前走上几步，他低着头写写划划，正忙着绵阳那个CASE，假装没看见。

快到中午了，王建南还是对我不理不睬。看来那笔欠款的事不解决，他娃真要和我绝交。

我看着王建南瘦削的背影，对他产生了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厌烦情绪。

要不是为了周家梅，我根本不想理会这种瓜娃子。我估计，唯一的希望是王建南这几天能够觉悟——这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我坐回老板椅，拿起电话。

“哪一个给官卫红打传呼。”一个男人大声武气地问：“打错了！这是诚东文化公司。”

刚放下电话，电话又响起来。

“前天下午哪个找官卫红嘛，就是这个号码！”还是刚才那男人说。

操TM我胡总正在思考经济大事，这莫然其妙的瓜娃子又来骚扰，让我气不打一处来。

我正要骂他两句，突然想起，前天下午我确实打过一个传呼找红姐，要落实一下周家梅当年的口红事件。

这官卫红可能就是红姐，我跟着王建南一起叫她红姐，却从没问过她的全名。我确认了一下她的号吗，然后说的确打过，有工作上的事要找一下她。

这个男人骂骂咧咧地说：“这瓜婆娘不晓得死到哪个旮旮头去了，传呼丢在屋头，娃娃的饭又不煮，昨天一整晚上到今天中午，还没看到这逼婆娘的影影儿！”

我对他说，你老婆回来跟她说一声，就说广告公司的胡总找她。

到了下午，红姐老公又来电话，问我究竟找她有什么事，说老婆到现在还没回来，他在电话里面的声音特别着急，话也说不伸展，好像认为这件事跟我有很大干系。

我说：“官卫红上个月我们公司来应聘，放了一份材料。”

我刚放下电话，王建南就主动跑过来搭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