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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王建南一再坚持要给她钱，红姐坚决不接受。她说如果她接受了，她就成什么了？那王建南不就成了什么什么？

最后王建南威逼她说，如果不接受，那以后就不必再来往了。没想到这女人性子很烈，果然一年多不和王建南联系。

王建南说，在红姐和他的感情之间，红姐总是要拼命维护自己唯一的自尊，的确是红颜命薄。

没想到新世纪了，还有这种“方脑壳”的女人，为了维护自己所谓的自尊，让别人干着急。难怪当年“口红门”事件时，王建南在周家梅面前编的故事那么感人，没想到他说的话全部都是真的，除了那支口红以外。

我提出和他一起去找，我们分了工，一人左一人右，在顺城街两边的“洞洞舞厅”分头找。

到了晚上，我们在办公室碰了头，都一无所获。

深夜终于接到红姐老公打来的电话，也说没找到。

最后，我和王建南只好报了案。

第二天了，红姐还没有消息。

中午吃盒饭的时候，我和两个客户代表聊天，说起东郊一个下岗女工两天不见了，老公很着急，找到我们公司来了。

小叶说：“哎呀，可能只有到跳蹬河去找啰！”

王建南一听，打了一个冷战，说：“不可能！”

小叶莫然其妙，急忙说：“是你们熟人嗦，我这张臭嘴巴打胡乱说的？”

我也认为绝不可能，我想红姐总算很有些姿色的粉子，怎么也不可能沦落到跳蹬河那种地方去。

王建南嘴上虽说不可能，但心里不得不当一回事，他放下刚吃了几口的盒饭，跟我要了汽车钥匙，冲出门就走了。

快要下班的时候，我接到王建南的手机，电话里他的声音有气无力：“向东，你赶快过来一趟。”

“情况怎么样？”

“你带一千块钱来。”

一千块钱！

——四个字差点把我惊得差点瘫在老板椅上，尽管已有一些心理准备，但一听到王建南说“一千块钱”，我还是大吃了一惊。

红姐怎么会走上这条道路，居然这么愚昧。

跳蹬河是府南河下游10公里的一个回流处，每年春夏涨水时节，上游成都周边地区跳河的人如果当时捞不起来，大多数都会漂到那里去。当然，每年漂到那里去的基本上都是女人，通常女人比男人更容易选择跳河这种方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大都知道，所谓1000元，就是给跳蹬河“捞人专业户”的起价劳务费。

我从卡上取了两千块钱，在蜀都大道上拦了一辆出租，往东郊方向拼命赶去。

路上，我拨通王建南的手机问：“具体在哪个位置？”

“姓杨那一家，一问都知道。”王建南说。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由于每一年都有极其个别的妇女同志不能正确对待人生挫折，思想上一时想不开，选择了一种对生活很不负责任的方式，来对待人生，于是往府南河里跳，有些妇女就会漂到下游的跳蹬河，当地一些原来的渔民因为在河里再也捞不到鱼了，平时就以捞人为生。他们通常先把人捞上来放好，找人的家属在那里找到亲人后，一般情况下给一千元。也有很多情况是家属事先不知道亲人在不在河里，只知道失踪了多少天，于是“专业户”便应家属要求下水去找，最后根据捞上来的难度、以及尸体的腐烂程度，费用从1500至2000元不等。这几年经济发展了，鱼比猪肉还便宜，草鱼才一块多钱一斤，渔民简直活不出来，捞人的利润要高得多，一个“捞人专业户”基本上可以养活一家老小，有些专业户还盖起了新房，正在奔向小康。

王建南让我带1000块钱去，当然就意味着，红姐已经找到。

看来总算没有更糟，红姐在府南河泡了两三天就捞了起来，只花了一千块钱。

红姐已经去世了，当年我和周家梅的“口红门”事件如今已无对证。

想起红姐短暂的一生，想起她对王建南的一片深情，我认为自己应该为她的死去感到惋惜，我现在觉得，就算她当年在周家梅面前把口红的真相说了，我也应该原谅她。

其实，就算她还活着，我很可能也会原谅她。

因为天气变热，红姐当晚就烧了。她的后事基本上由王建南在料理。

追悼会那天我也去了，其实，红姐这种身份的人并不存在什么追悼会，丧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没想到红姐12岁的孩子和王建南特别熟，亲热地喊他“干爹”。来的人不多，多半都是和红姐一样的下岗女工，王建南说她们是红姐的同事，都是他原先报社的发行投递员，这几个女人哭得来昏天黑地、水淋水淌，眼泪花把脚背都打湿了，比电视机前看连续剧的人流的眼泪水还要多。

我发现她们不仅在哭红姐，可能也在哭自己，以至于场面相当凄惨，让人惨不忍睹，把我也感染得两眼潮湿。我觉得自己应该为红姐掉几滴眼泪下来，虽然和她交情不算深，吃过两次火锅，她为我的“口红门”事件打了掩护，最深的印像是那次在“洞洞舞厅”，我一把将她搂了过来，她惊慌得像一只兔子，一双单纯水灵的眼睛与她年龄很不相称，如果不是那个光头男人跑过来，我当时就差点勃起，当年的红粉如今已成了一堆白骨。

想起这些往事，有好几次我感觉自己的眼泪花马上就要挤出来了，我拿起卫生纸擦了好几回眼睛，纸还是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