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媳妇骂道：“找死啊！毛还没有长齐呢；想占老娘的便宜！我都能把你给日弄出来。。”这件事使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贫下中农可以扒我们的裤子；但我们不能扒贫下中农的裤子。她们可以主动地和我们打成一片；反过来却不可以。

邵娜却没有我们这样的问题；她天生就是一个女人；不存在由女变男的困扰。尤其是收工回到瓦屋以后；她是女人这一点就更明确无疑了。

下来没多久；邵娜就学会了烧火做饭；学会了缝补浆洗以及拾掇院子；每天屋里屋外地忙个不停。和老庄子上的妇女相比；就差没有喂猪养鸡、带孩子和侍弄自留地了。自留地是因为知青屋还没有盖好；我们没有搬过去；暂时还没有份。鸡；后来邵娜在瓦屋的院子里也喂了几只。而我和大许、吴刚就像是她的三个孩子；每天回到瓦屋后干活的工具一撂；不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侍候我们的时候；邵娜常常哼着一支小曲；有时候是《在北京的金山上》；有时候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有时候则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看得出来；她非常高兴。看来向贫下中农学习做家务的确比学习干农活更让邵娜开心。

自从顾圆圆病退回南京以后；邵娜就成了老庄子上唯一的女知青；当然也是瓦屋里唯一的女人。邵娜是唯一的；就像闺女一样；就像瓦屋一样。

一次大许对邵娜说：“以后；你干脆别去上工了；专门做家务；工分我们匀给你。”邵娜眼睛一瞪：“把你美得不轻呢！你们挣的那几个工分还不够自己吃的。再说了；我又不是你们的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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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许说：“战友；战友；一条战壕里的革命战友。”

“谁跟你是战友啊！”邵娜说。

但总体说来；农村生活还是很无聊的。新鲜劲儿很快就过去了。除了下地干活；我们和村子上的人几乎没什么接触。有时候我会想；这都因为住瓦屋的缘故。如果当初我们住进村上的草房里；住到贫下中农家里；和他们吃住在一起；情况肯定就不一样了。村子上的人很少会来瓦屋串门；除了我们刚下来的那几天；那也是因为新鲜。在他们看来；我们模样长得新鲜；带下来的手电筒新鲜；高腰雨靴新鲜；半导体收音机新鲜。新鲜劲儿一过也就无所谓了。

我们也曾经去村上挨家挨户地走访；摊开一本塑料皮的小本子；煞有介事地在上面记着什么。后来；这一活动也不了了之。我们不写不画；也不看书（读书无用嘛）。自从带下来垫箱子用的几张旧报纸撕了擦屁股以后再也没报纸可看了。

闲着没事的时候；几个人就在瓦屋的院子里转悠；东瞅西看。主屋的门终日紧锁；不过；院子里倒是有一口古井。那井不知道何时被老庄子上的人填平了；填土从井口漫上来；长着一些杂草；乍看就像是一个弃之不用的花坛。

但实在也不是什么花坛。甚至连草叶也被闺女啃光了；只留下一些干枯的草根。那就看闺女和礼九吧。后者如此耐心、按部就班；每天围着前者忙个不停；还和对方说话。的确有点意思。但看得时间长了；也就兴味索然了。

礼九喜欢和闺女说话；对我们却越发懒得开口。他对我们说过的最多的话还是拉我们来瓦屋的路上说的。我有一种感觉；礼九和闺女是一伙的。他既不跟我们是一伙；也不和村子上的人是一伙。只有他和闺女；谁都别想插进去。

4

我们喜欢上了赶集；一有机会就往十里路外的成集街上跑。那儿是公社革委会的所在地；每月逢五、逢十的日子当地农民都会肩担手提地把自留地上的出产拿到集上去卖；再从供销社里买回油盐、布料之类的生活必需品。也有牵着母猪去配种站配种的；去食品公司割肉的；去农具厂门市部买铁锹、镰刀的。土街的两边店铺林立；屋檐下农民们席地而坐；前面放着箩筐、笆斗、篮子或者一条铺开的化肥口袋。

陈列的各种土产；有自己家地里长的；也有自个儿动手做的。几张小板凳；或者是搓得均匀结实盘成一盘的草绳、麻绳。成集街上砖墙瓦顶的房子更是不缺；甚至还有一栋二层小楼。

我们赶集；一般不买什么；也不卖什么。

只要在人群里挤一挤；到处看一看；就觉得非常快活了。大概是在生产队上闷久了的缘故。

此外；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和农民的关系变得有些不同了。在下面的时候；他们是教育者；我们是被教育对象。而在赶集的时候；同样是贫下中农；在我们的眼里却变成了小商小贩。

他们看我们的目光也变得胆怯；有点躲闪了。

也许是因为他们蹲着；而我们站着。当然更可能的是我们不再那么孤单了。

不仅我和大许、吴刚；几乎所有大队的男知青都喜欢赶集。大伙儿聚在一起；不免形成了气候。其中不乏下来以前就彼此认识的；有的还是一个中学的；甚至同属于一个造反组织。

即使完全不认识；在赶集的人群中；谁是知青谁是当地农民还是可以一眼认出。认出以后；说上两句南京话；就互相对上了暗号。因此赶集对我们来说；就是寻找组织；或者说是走亲戚也行。

知青以外；成集街上还活跃着另一伙人。

和知青一样；他们也喜欢穿绿军装和白回力鞋；有的甚至带着时髦的假领子。不同的只是他们的军装是真货色；不像我们大多是买绿咔叽布找裁缝做的。这帮人是当地的退伍军人；基干民兵骨干分子；被从下面的大队抽调上来；组成了一个叫“群众专政指挥部”的部门；负责成集的治安保卫。头头姓王；人称“王助理”；是梦安县公安局派下来的公安助理。只有此人是正式的国家干部；城镇户口；并且有工资可拿。其他的人则是“土八路”———“扒了那身绿皮就和村上的二哥没什么两样了；就是二哥！”说这话的是岔河大队的知青老于；下来以前和我、大许、吴刚是一个学校的。当年老于是赫赫有名的造反组织“一片红”的头头；政治觉悟自然是高出了我们许多。下来后没多久；老于就把成集公社的历史和现状摸了个一清二楚。这会儿他继续介绍说；实际上“群专部”如今也不存在了；那是“文革”初期的产物。

如今的“群专部”叫做“人保组”；意思是人民保卫或者保卫人民；但换汤不换药；还是原来那帮人。但由于习惯原因；当年的一些称呼被沿用至今；比如人保组的成员被称做“勤务员”。勤务员们一概被王助理编了号；从二号一直到十三号。

“为什么不设一号？”老于提出一个深奥的问题；无人能解。

停顿片刻后；老于自己回答说：“因为一号是王助理给自己留着的；后来发现南京人管厕所叫一号；他才放弃了这一美誉。群专部还在的时候；王助理自称王部长；成立人保组以后；他觉得叫组长官太小；就只好叫王助理了。”说起人保组的所作所为；老于更是义愤填膺：“什么保卫人民？整个就是鱼肉乡民！我看人保组不如改名叫人肉组算了。。”那人保组的确是够横的；赶集的农民看见他们惟恐避之不及。就是我们这些知青；有时候在街上和他们擦身而过；也能感觉到对方的肩膀很硬；带着劲儿。完了还恶狠狠地瞪你一眼。我们瞧不上他们；他们也不服气我们。当时的形势不无严峻；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老于在工农饭店召集会议即是为此。他一再强调冲突的不可避免；但又反复告诫；只能智取；不可强攻。勤务员们自然无须多虑；但王助理的来头不小；据说还是县委卢书记的什么亲戚。

这天；机会终于被我们等来了。

一个农民在集上卖兔子；恰好二号勤务员上街买菜。他提起一只农民卖的兔子说：“这兔子怕是有病；看着不活泛。”农民说：“活泛；活泛。”二号说：“我看不健康。”农民说：“健康；健康；永远健康。”二号的脸色陡变；啪啦一声将兔子摔在地上。那兔子就是健康也变成不健康的了：“你说什么？竟敢讲反动话！”农民吓得六神无主；抱着兔子苦苦央求二号放过自己。后者威胁道：“舍不得这病怏怏的兔子你就跟我去人保组；人和兔子总得去一个！”

农民舍不得兔子；又怕人保组；急得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我们一帮知青正是这时挤过去看热闹的。

见我们人多势众；二号也不禁心虚。只听老于大大咧咧地问：“咋回事儿啊？”

二号虽然结巴但添油加醋地把经过讲了一遍。如果放在平时；他自然不会有这份耐心。

老于问：“他讲反动话了？”不等二号回答；又转向了围观的农民；“谁听见了？你们谁听见卖兔子的讲反动话了？”

在场的人都说没有听见。我们知青更是大呼小叫：“没听见！没听见！狗日的听见了！”

弄得就是听见的也不敢说自己听见了。

“你说他讲了反动话；那他到底讲了什么？”老于问二号。

“他；他说；兔子健康；永远健康。”二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