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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王钱俶画像太平兴国三年（978）四月，陈洪进入朝，赵光义在崇德殿招待他，表面上礼遇有加，客客气气，还赏赐给“钱千万，白金万两，绢万匹”，但半年多也不放他回去，实际上就是在暗示他：你是不是该结束独霸一方了？

陈洪进见赵光义已下定了消灭割据的决心，就和幕僚商议，如若武力抵抗，兵微将寡的漳泉根本不是敌手，他便采纳了幕僚刘昌言的主意，不等赵光义再说什么，就主动献上漳泉两州十四县，这就是历史上的“泉漳纳土”。

赵光义表现得很有风度，任命陈洪进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位列“使相”。他的两个儿子，陈文显为通州团练使，仍知泉州，陈文为滁州刺史，仍知漳州，只是陈洪进被留在京城，不任实职。

漳泉纳土之后，偏安东南的吴越越发地形单影只，纳土归朝已经迫在眉睫。

吴越钱氏，和宋朝的关系绝对不是一般的铁，可谓是大宋的铁杆附庸。赵匡胤刚刚称帝，吴越就最先上表祝贺，表示归顺，以后和大宋也来往频繁，吴越王钱派儿子来朝纳贡的记载不绝于史书。

钱不仅对大宋朝廷贡献不绝，对掌实权的大臣也都时常送上厚礼。一次，赵匡胤微服到赵普家，看到廊檐下有钱送来的十瓶“海物”，就让人打开瓶子看一看，结果是十瓶金瓜子，赵匡胤也没上纲上线地追究行贿受贿的罪责，只是对着吓得惶恐叩头的赵普微微一笑，意味深长地说：“这没什么，你还是收下吧。他们以为国家大事都是由你们这些书生做主的。”

这件事对后来赵匡胤分相权有没有影响很难说清，不过肯定会触动他心灵深处的某根弦。

但赵匡胤一直对钱礼遇有加，这一方面当然有他个人的性格因素，更重要的是，钱侍奉宋朝兢兢业业，在关键时刻还充当帮凶打手。当年赵匡胤攻取南唐时，就以钱为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夹击南唐，钱也不负圣望，攻常州，拔润州，出了大力。

赵匡胤要见见钱，为了打消他怕扣留不敢来的疑虑，赵匡胤竟对天发誓，绝不干那种下三滥的事。钱来到京城，赵匡胤在诏书上不直呼其名，还让他可以“剑履上殿”，破异姓诸侯王无封妃的先例，封他的夫人孙氏为吴越国王妃，钱风光一时。

在钱临别之时，赵匡胤给了他一个黄包袱，嘱咐他在路上观看，结果钱打开时，发现都是朝臣建议扣留自己的奏章。钱由此对赵匡胤感恩戴德，在自己家里都让开西北不坐，说：“京城在西北，那个方位怎么能去坐？”就连给赵匡胤进贡的东西，都要先供奉在大堂上，虔诚地烧香以后再启程运往京城。

宋朝和吴越虽然“相敬如宾”，但在国家利益上没有永远的朋友，这一点倒被杰出的词人、昏庸的帝王李煜看清楚了，在吴越配合宋朝出兵攻打南唐的时候，李煜就给钱写了封信，警告他说：“宋今天灭了我南唐，明天就会轮到你吴越了！”李煜难得精明了一回。

李煜的预言在太平兴国三年应验了，这年三月钱再次到京城朝见宋太宗赵光义，当然照例带足了厚礼，也照例受到了热情的款待，正当他在京城感觉良好的时候，却不料陈洪进在四月“纳土”了。

这是一个现实的威胁，钱当时就明白了自己的处境——那个最可怕的时刻终于来了。

但他还想努力争取一下，他向赵光义提出罢去吴越王、天下兵马大元帅，解除兵权，然后回到吴越，但遭到了赵光义的拒绝。

放弃权力不行，想走也不行，吴越君臣陷入了恐慌之中。

陪同钱来朝的崔仁冀见势不妙，对钱说：“现在朝廷的意思已经是明摆着的了，就是让我们纳土，大王要不早点儿纳土，就是在惹祸上身。”但其他人都不同意，崔仁冀急了，大声说：“不纳土又能怎么办？现在我们离自己的根据地千里之遥，被人捏在手里，除非能生出翅膀飞走！”

钱彻底绝望了，为了避免杀身灭族之祸，在五月初一向赵光义献上吴越所属的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史称吴越归地。

赵光义美在心里，可表面上还是谦让了好半天，最终“被迫”接受了钱归地的请求。为了显示自己的器量，赵光义给钱的是最优厚的礼遇，改封他为淮海国王，其他官衔也都保留，只是要长住京师。

这样，东南最后的残山剩水，也被赵光义收入自己的囊中。

但赵光义还是不满足，觉得自己建的功业还是不够大，他的目光又向北望去。

北方的诱惑（1）

在中国的历史上，北方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

寒风呼啸的北方，强悍的北方，铁蹄翻飞的北方，养育了匈奴、契丹、女真、蒙古，这些马背上的民族，一旦实力足够强大，就把南下牧马当成了追逐的目标。

中原王朝，也把抵御北方的强敌作为重要的国策之一，实力强大时主动出击，把游牧民族驱赶得远远的，实力衰弱时就实行防御，因此出现了长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防工程。

长城一线，不仅是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地理上的分界线，也是中原王朝最后的军事防线。越过了这条防线，就是便于铁骑驰骋的大平原，在那里，以骑兵为主的游牧民族将把战斗力发挥到极致。

因此，中原王朝历来重视这条最后的防线，但大宋建立时，这条防线已经没有了，拥有长城和军事要隘的幽云十六州，被后晋的石敬瑭当做礼物送给了契丹，使得大宋王朝在军事防御上先天不足。

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包括英年早逝的周世宗柴荣），都雄心勃勃地想收回这块战略要地。

在宋朝建立之初，饱经战乱的中原地区，即使有柴荣打下的家底，也实在是没有向北方扩张的力量，赵匡胤在听了群臣，特别是赵普的意见后，权衡再三，还是不敢像年轻当赌徒时那样，来个孤注一掷。

他知道，这一掷胜负的赌注，不再是制钱和银两，而是家国性命！

赵匡胤尽管采取了北防南进的策略，但在轻取荆湘之后，他还是忍不住挥师北上。

北方，充满了诱惑！

他瞄准的是依附契丹的小国北汉。北汉和宋朝有扯不断的恩恩怨怨，当初郭威建立后周取代后汉的时候，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弟弟刘崇，时任河东节度使、太原尹，他据守晋阳树起了皇帝的旗号，历史上称为“北汉”，但宋朝时是称其为“东汉”的（和刘秀建立的那个东汉是两码事）。

刘崇当上了皇帝，可偏安一隅，实力根本无法和郭威的后周对抗，只好去依附辽国，向辽自称“侄皇帝”，以辽世宗为“叔天授皇帝”。后来郭威去世，柴荣继位，刘崇联合辽伐丧，结果被打得狼狈而逃，回去后憋气又窝火，没过半年就死了，他的儿子刘钧继位。

北汉这第二个皇帝更无能，认辽穆宗为父，步石敬瑭的后尘当了“儿皇帝”，凭借着易守难攻的地势和辽国的庇护，在夹缝里生存了下来。但他还是念念不忘恢复旧日的疆域，在李筠反叛宋朝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插上一脚，结果什么也没有捞到，还把自己的宰相卫融赔了进去，被宋军生擒。

后来赵匡胤确定了先南后北的战略，北汉过了两年安生日子，但赵匡胤一直惦记着北方，乾德元年（963）吞并荆湘以后，对北汉进行了试探性的进攻，安国军节度使王全斌、昭义节度使李继勋以及郭进、曹彬等都出现在这次战役里。宋军虽摧军破城，取得了一些战果，但在辽军的救援下只好南撤，北汉渡过了第一次难关。

这次试探进攻后，赵匡胤觉得和辽国硬碰还是力有不逮，就把兵力转向了后蜀，王全斌、曹彬等一干大将也调到了巴山蜀水，宋与北汉的边境又沉寂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