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善第十一（第1页）

妇女节育运动的先驱玛格丽特·桑格生前留下了一句名言：“生育太多，会增加人类的痛苦。”

出版家普利策一生中最痛恨的就是政治腐败。他说过：“什么是我们政治生活最大的破坏者？当然是腐败。为什么会造成腐败呢？自然是贪财。谁又是贪财最大的唆使者？……金钱是今日世界最大的诱惑力。有人为它出卖了灵魂，有人为它出卖了肉体，更有人把钱看成万能……”

1902年，托尔斯泰首次遭受心绞痛侵袭，自觉来日无多，于是再次致信沙皇尼古拉二世。历数俄罗斯人民的苦难后，他痛斥独裁和专制，称历代沙皇都可能并确实是“怪物和疯子”，一亿俄国人民唯一的要求是：自由。

易卜生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大师，曾对一个给他写传记的作者说：“我所创作的一切，即使不是我亲自体验的，也是与我经历过的一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还对一个看不懂他的戏剧的读者说：“你若要充分了解我，必须先了解挪威。”

数学家怀特海是个天才，非常年轻就成了剑桥的教授。罗素在剑桥上大学时，怀特海看出罗素的才华，他上课时对罗素说：“你不用学了，你都会了。”不久后他们由师生变成合作者，共同写作了划时代的著作《数学原理》。

罗曼·罗兰年轻时曾认识了一对漂亮的意大利姐妹。罗曼·罗兰对她们都充满了爱慕，一时竟不知道到底喜欢她们两人中的哪一个。他暗自地体味着恋爱的苦恼，当他鼓起勇气试图表白的时候，他才发现两姐妹对他根本没有那方面的意思。罗兰感叹说：“我还不懂得独立思考，却自我陶醉在感情空虚的悲歌里。”

在流浪时，杰克·伦敦曾一连几个月在车上、车下和露天睡觉，乞讨度日，养成了吃苦耐劳的本领，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最能怜惜穷人的其实是穷人。他说：“给狗一块骨头不算善心，善心是跟狗一样饿时却与别人分享骨头。”

1910年到1914年之间，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委员会收到许多科学家的信和呼吁书，提名恩斯特·马赫为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候选人。在这些书信中，洛伦兹赞扬马赫的“美妙的工作”，他说，所有的物理学家都知道马赫的历史和方法论著作，并且，“许多物理学家尊称他为大师，是他们的思想导师”。

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总结其自杀研究，提出了三个命题：社会的人需要一个高于个人的社会目标；对这个目标所负的义务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他的欲望应受到社会秩序给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定。在自杀原因上，迪尔凯姆并不完全否定个人生理上的因素，但认为那是次要的，社会原因才是主要的。他说，当一个社会不能提供上述三项条件时，一些心理上脆弱的个人就可能会自杀。

191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弗里茨·哈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了毒气，战争中死于毒气的人不计其数。他原以为，毒气进攻乃是一种结束战争、缩短战争时间的好办法。他的妻子因为对丈夫行为的负罪感而自杀。哈伯自己在战后也感到罪孽深重，以至于怕被人认出来而故意蓄起了胡子，并到外国去避了一段时间的风头。

维特根斯坦是个全才。他11岁的时候发明了一台缝纫机，他为自己的姐姐设计了据说是当时全欧洲最好的别墅，他还是一流的小提琴演奏者。在听罗素讲了一学期的数理逻辑课后，第二学期开学时他仍去听课。罗素对他说：“维特根斯坦先生，你不需要来听我讲课了，我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教给你了。”

希特勒母亲临终前，他坐在母亲的身旁，脸色惨白。为了减轻希特勒的痛苦，布洛克医生说，在这种情况下对逝者是一种“解脱”。但此话并不能安慰希特勒。“在我的整个生涯中，”曾经目击过许许多多死亡情景的布洛克医生回忆说，“我从未见过有谁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悲痛的。”

数学家贝尔是个公认的大好人，由于数学上的贡献，得到了瑞士颁发的一份奖金，有1000法郎之多，结果最后拿到了1500法郎。贝尔就问他的朋友说：“竟然多了500法郎呀。我该怎么办？是应该给一位学生发奖学金，还是自己买一件外套？”他的朋友建议他买外套。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当时苏联的英雄模范，但他的侄女加林娜回忆说，奥斯特洛夫斯基临终之前如此叹息：“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法国作家贝尔纳脾气不好，可心地十分善良。有个老乞丐摸透了贝尔纳的脾气，每天在某一时间就守在贝尔纳的门口，每次都能如愿以偿。贝尔纳实在受不了，可又无法拒绝施舍。终于有一天，贝尔纳从钱包里掏出来的不是往常的小额银币，而是一张大票面的钞票。他把钞票放到老乞丐的帽子里，对他说：“我明天去诺曼底，要在那儿耽搁两个月，这钱是预付给你两个月用的，你也有休假的权利。”

卡夫卡和一个熟人聊起犹太人受迫害的事，那人说他的母亲经常帮一些受迫害的犹太人，结果每次走出家门都有人来献手吻。卡夫卡听了，眼睛里发出柔和的光，他说：“有时候我也想到街上去吻那些犹太人，但我怕他们都无法忍受我。”

基督教神学家朋霍费尔认为，要真正跟随基督，就是进入世界，与哀哭的人同哭。他说：“‘你当为哑巴开口’，今天的教会到底还有谁知道，在这个时代，这已是圣经最低的要求？”他甚至宣称：“只有为犹太人发出呼喊的，才能够高唱圣歌。”因为“追随基督在今天只剩下了两样，就是祷告和在人群中行公义。”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圣火熊熊，旗帜招展，钟声飘荡，万千手臂高昂。此时的顾拜旦垂垂老矣，通过广播发表讲话，他说：“奥运会上重要的不是获胜，而是参与，正如人生重要的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

1937年苏联“大清洗”之际，布哈林被处决，继而就有几个军人找帕斯捷尔纳克，要他签署一封公开信，内容是要求判处几个元帅死刑，他严词予以拒绝：“同志，这不是签发剧场的入场券，我不能签！”几天后在《文艺报》发表的公开信中却仍旧有他的名字。为此，他冲到作家协会强烈抗议：“我什么事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作协能干出如此卑鄙的勾当！没有人给予我决定他人生死问题的权力！替我签名，就等于把我处死。”

有人说布罗德背叛了卡夫卡，布罗德曾这样为自己辩护：“如果他（指卡夫卡）真想烧掉所有手稿，就应该交由其他人去完成——他知道我不会那样做。”

物理学家伽莫夫游学时曾到哥本哈根想停留一天，去拜访那位几乎是传奇人物的著名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到达哥本哈根的当天，他在玻尔那里得到一份意外的收获。当玻尔问他目前正在从事的研究项目时，他把他的理论讲了一遍。玻尔听完后说道：“秘书告诉我，你的钱只够在这里住一天。如果我为你在丹麦皇家科学院申请一份卡尔斯堡研究基金，你愿不愿意在这儿待一年？”

甘地说：“让他人受苦就是折磨自己。当我们举起手来，可以殴打别人，也可以为他擦去眼泪。”

因为担心纳粹能制造新式武器，爱因斯坦于1939年8月2日向罗斯福总统建议这方面该进行研究，后来的事非他所知。当他知道德国没有制成原子弹，而美国已造出原子弹后，他的心情感到沉重和不安。他说，如果他知道德国不会制造原子弹，他就不会为“打开这个潘多拉魔匣做任何事情”。

1939年，科幻作家威尔斯73岁了。在一次招待会上，他的好友欧内斯特·巴克爵士发现威尔斯独自坐在一旁，便走上前去与他寒暄，问他近来干些什么。他回答说在给自己写墓志铭，一句很短的墓志铭：“上帝将要毁灭人类——我警告过你们。”

有人说，奥尼尔对人生诚实的态度和勇气，使得他身上的许多缺点都变得无足轻重。如果说阴郁也算文学特征的话，奥尼尔应该属于阴郁的大师之列。博尔赫斯为奥尼尔辩护：“如果我们考虑到尤金·奥尼尔和卡尔·桑德堡、罗伯特·弗罗斯特、威廉·福克纳、舍伍德·安德森以及埃德加·李·马斯特斯是同一个国家的人，我们就会明白他最近的得奖（诺贝尔文学奖）是多么的不容易和多么的光荣。”

1942年，伯恩斯坦来到纽约，他找不到工作。抒情诗人欧文·恺撒偶然听到他弹奏钢琴。当伯恩斯坦对诗人说他一周需要10美元来维持生计时，恺撒惊叹道：“什么！你，一个天才，在饿肚子？一个天才每周就值10美元？我要让你每周有50美元！”

晚年的丘吉尔和毛姆都有些颓丧。有一次，丘吉尔来吃午餐，因为拿捏不稳，酒洒在衣服上了。丘吉尔对毛姆说：“我们定个君子协定吧，以后你不取笑我，我也永不取笑你。”

控制论提出者维纳是一个极端反对进行军事研究的科学家。他说：“参加设计原子弹的科学家的经验证明，在这方面任何一种发明都会使无限威力的工具落到科学家们不信任的那些人手里。同样也很清楚，在我们的文明情况下，传播有关武器的情报实际上就意味着促进这种武器的应用。即使我不直接参加轰炸或毒杀手无寸铁的居民，但我还要和那些从这里得到科学知识的人一样地负全部责任。”

原子弹试验爆炸结束，费米就坐上坦克去检查损失情况，爆炸的威力超乎想象。费米本来是一个冷静而有理智的人，这时也受到了很大的惊动，甚至无法自己开车回家。他对所有持反对意见的同事只能重复这样的回答：“不要让我跟你们一块受良心的折磨吧。无论如何，这毕竟是物理学上的一个杰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