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济第十二（第1页）

南丁格尔的誓言：余谨以至诚，于上帝及会众面前宣誓：终身纯洁，忠贞职守，尽力提高护理之标准；勿为有损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慎守病人家务及秘密，竭诚协助医生之诊治，务谋病者之福利。谨誓。

柴门霍夫年轻时被人们培养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人们教育他说所有的人都是亲兄弟。但他发现，真正含义的人是不存在的，只有俄罗斯人、波兰人、日耳曼人，犹太人等等。他深受折磨，下定决心，“待我长大成人，就一定要消除这一灾难”。

卡内基大做慈善，散财有道。他在其《财富的原则》一书中提出：“我给儿子留下了万能的美元，无异于给他留下了一个诅咒”；“国家通过征收遗产重税表明，它谴责自私的百万富翁的毫无价值的生活”。

维特倡导“改革”，其思想超出了他所代表的封建阶级。俄国是有着漫长封建历史的国家，自足自大、因循守旧，维特批评说：“大多数贵族从国家角度看是一群蜕化分子。他们除了自己的私利以外，别无他图。”

一场大病夺去了海伦的视力和听力，她惊恐、战栗，并由此而脾气暴躁。沙莉文小姐的到来使她重新开始面对生命，成为她“再塑生命的人”，“我觉得有脚步向我走来，以为是母亲，我立刻伸出双手。一个人握住了我的手，把我紧紧地抱在怀中。我似乎能感觉得到，她就是那个来对我启示世间的真理、给我深切的爱的人——安妮·沙莉文老师”。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是在马歇尔经济学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马歇尔曾说：“在这25年中，我投身于贫穷问题的研究……我所致力的……任何研究工作，很少不是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庇古也声称要用经济学“作为改善人们生活的工具”，“要制止环绕在我们的贫穷和肮脏、富有的家庭有害的奢侈，以及笼罩在许多穷困家庭朝不保夕的命运等等罪恶”。

奥斯特瓦尔德曾长时间隐居，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只知道物质享受，而忽视对精神生活的追求，那就不能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在山林里深居简出，致力于古今哲理的探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皇室曾请他为德国的军火生产献计，他拒绝了，宁愿跟一般平民一样过着战时的艰苦生活。后来有人劝说他：“生为日耳曼人，怎能眼看日耳曼族被毁灭而不顾呢？”他迫不得已出山，铸成了他一生中的大错。

作家托马斯·哈代曾说：“让每个人以自己的亲身生活经验为基础创造自己的哲学吧。”他又说：“一个人总得慷慨一点，才配受人感谢。”

林德伯格飞越大西洋时，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一天之内，《纽约时报》就收到了600多个打听消息的电话。在当日美国钢铁协会的年度会餐上，一位公司领导人作了即席祷告：“我正在惦念着一位美利坚的大男孩，他于昨日启程远赴巴黎，口袋里揣着一块三明治。愿上帝将他平安送到那里。”

桑代克有一种长者风范和大家气魄。他告诉马斯洛，对他的智商测验是195分。他坦率地对马斯洛说：“我劝你别再研究性行为了，但是，你有你的判断。如果我也不相信你的智商，还有谁能相信？所以，我想还是应该由你来独立思考。这样，对你，对我，对这个世界，都将是最合适的。”桑代克还向马斯洛表示，如果他找不到合适的永久性职位，他愿意资助他一辈子。

1937年，劳厄把儿子送到美国求学以免受纳粹的影响。劳厄认为自己留在德国有几个原因：一是他不希望占据那些比他境遇差的人急需的国外职位；更重要的是“留下来等到第三帝国垮台后可以很快地重建德国文化”；还有一个原因是“憎恨纳粹所以必须靠近他们”。

米塞斯是自由的辩护士，他说过：“除了自由，简直没有一个别的名词可以指称以自由企业和市场经济替代资本主义之前的生产方法；以宪政代议政府替代君主或寡头专制；以人人自由替代各种奴役制度这种伟大的政治和文化运动。”

弗洛伊德有三个姐妹终生未婚，晚年靠他赡养。她们分居三处，弗洛伊德就要支付几处住房的昂贵开销。有朋友建议说：“让她们住到一起不是更合适吗？”弗洛伊德回答说：“在经济上是合适的，在精神上却是不合理的！”

玻尔有名言：“谁要是第一次听到量子理论时没有感到困惑，那他一定没听懂。”“薛定谔的猫”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说法。这个猫十分可怜，被关在特别的密室里，既死了又活着！要等到打开箱子看猫一眼才决定其生死：是决定，而非发现。

“二战”期间，号称陆军第一的法国瞬间崩溃。当时84岁的老元帅贝当正在西班牙当大使，他执意回国，弗朗哥劝他以年龄作借口：“您是凡尔登的英雄。别让您的名字与那些败将的名字混在一起。”“我知道，将军，”贝当答道，“但我的国家在向我召唤，我是属于她的……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为她效劳了。”

维特根斯坦拿另一本书（《哲学评论》）去申请研究基金，又归罗素来鉴定，罗素不喜欢这套新理论，他的评语大意是：这本书非常有创造性，但在他看来是错误的，然而同意给他研究经费。

“二战”前，英国战斗机机舱安装的都是普通玻璃。为了飞行安全，道丁建议安装防弹机舱。英国空军部对这一建议不以为然，以经费不足搪塞他。道丁明白：在这些十分讲究等级观念的人看来，只有达官贵人才有资格享受“防弹”待遇。他反击说：“美国芝加哥的劫匪都能坐防弹汽车，为什么不给我们的飞机机舱安装防弹玻璃，难道我们飞行员的命不如劫匪值钱？”最后，官司打到首相那里，道丁赢了。

尼赫鲁以第三世界的发言人和“不结盟运动”的缔造者自居。印度人民对他的尊敬，使他的自我意识更加强化。随着他的威望的增长，他的妻子和女儿有时揶揄他道：“喂，印度的宝贝，现在几点了？”或者说：“唷，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化身，请把面包递过来。”

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爱因斯坦说：“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的劳动而难以忍受。”

在寒风呼啸的1943年1月1日，罗科索夫斯基看着屋外漫天的风雪，对他的参谋们说：“包围圈中的那些德国人的日子一定不好过，”他又说，“在古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给被围困的敌人一个机会让他们投降的。”第二天，罗科索夫斯基下令起草了递交德军的劝降书，如果德军立即投降的话，苏军将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和人格尊严，并保证在战争结束后立即遣返他们。

1945年，新的国际数学联盟成立，领导新联盟筹备工作的美国数学家马歇尔·斯通，与各方对话，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一部从总纲到细节都能保证“让政治远离科学”的联盟章程得以完成和顺利通过。斯通特别强调“不能接受任何把德国和日本排除在外的安排”，还强调“在任何可能成立的国际组织中包括俄国人的极端重要性”。

索罗金认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许多人认为“博爱”纯属宗教或伦理的范畴，与科学无关。迄至两次大战后，文化危机，迫在眉睫。他还表示：“历史的神秘力量，似乎给人类提出最后的通牒：你的殒灭是由自己一手制造出来的，除非你能经由创造的爱之恩赐，把人类行为提高到更高的伦理层面。”

布莱希特在《致后代人》中说：“但你们，在人可以帮助他的同类这一天终于到来时，请不要对我们审判得过于严厉。”

约翰·斯隆是伟大的“丑陋的宣传者”之一，垃圾箱画派的一位成员。他歌颂贫民窟、地位低微的妇女和领救济食物的贫民队伍。他晚年总结说：“我不喜欢去投编辑们之所好，甚至年轻时就是这样。我爱画那最暗、最黑的图画……我感到很幸运，因为我从未为了追求经济收入和别人的赞誉而裹足不前。”

史怀哲说：“我的生命对我来说充满了意义，我身旁的这些生命一定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果我要别人尊重我的生命，那么我也必须尊重其他的生命。道德观在西方世界一直就仅限于人与人之间，这是非常狭隘的。我们应该要有无界限的道德观，包括对动物也一样。”

肯尼迪当选总统后，决定将1963年度美国原子能方面的最高奖——费米奖授予奥本海默。不幸的是，肯尼迪在仪式的前10天遇刺身亡。刚接替总统职位的约翰逊，在繁忙中挤出时间出席了授奖仪式。当奥本海默走向主席台时，由于年老体弱，打了一个趔趄，约翰逊总统见状，赶忙伸手去扶他，奥本海默推开他的手，说道：“总统先生，当一个人行将衰老时，你去扶他时没有用处的，只有那些年轻人才需要你去扶持。”

据说，如果没有家业的负担，大卫·洛克菲勒应该会成为文学家、史学家，但他只能成为慈善家。不过，大卫表示，他希望自己的家族会以“助人家族”的形象名载史册：“拥有财富，也就拥有了他人所没有的机遇，抓住这些机遇，同样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马尔库塞晚年在德国旅行期间，曾到海德格尔生前经常光顾的书店短暂停留，并在留言簿上写下这么一句题词：“纪念海德格尔辞世所具有的令人惊叹的自尊，但愿我们也能体面地带着尊严、清晰和宁静变老。”有人说，马尔库塞终其一生都承认海德格尔是他所遇到的最伟大的导师和思想家，尽管他对其师与纳粹的瓜葛颇为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