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路德维克 5（第1页）

我被取消了学籍，也就不再享受推迟服兵役的优待，只能等着被征召。在此之前，两个劳务大队要召用我：我先要去修路，在靠近哥特瓦尔德夫那边的一个地方；夏末，我被召去在军需工厂做季节工。最后，一个秋天的早晨，在火车上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以后，我便到达俄斯特拉发一个丑陋的无名小镇，进入了军营。

于是我置身于司令部的一个院子，身旁有许多被指派到同一军团的新兵；我们互相不认识；在初次相处的沉闷之中，只觉得他们身上明显地露出庸俗和古怪的气息。我们之间惟一的纽带就是前途未卜，对此我们彼此曾三言两语作过猜想。有几个人说我们是“黑帮”，也有一些人说不是，还有一些人连这个词的意思都不知道。我是知道的，我听着他们的话呆住了。

一个班长来把我们领到一个木棚。我们挤在过道里，然后又走进一间大屋子。四周的墙上有很大很大的墙报，上面贴着标语、照片和蹩脚的画；在一条横幅上用别针别着红纸剪的粗体字：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这句话下面，有一张椅子，椅子旁站着一个体质虚弱的矮个子老头。班长指定了我们中的一个人，这个人就坐下，小老头在他脖子周围系一块白布，在靠椅子腿挂着的一个包里，掏了一会儿，取出一把推子，插入小伙子乱蓬蓬的头发之中。

把我们改造成士兵的模样有一系列的环节，而这张理发椅就标志着这个过程的第一步：我们在这张椅子上由人剃掉头发以后，又被领到下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我们被迫脱了个精光，把衣服卷起来塞在一个纸袋里，用绳子捆上，交到一个小窗口，我们全都光着头，赤条条地穿过走廊，到另一间屋子去领睡衣；穿着睡衣，我们跨过又一道门，去领取规定的士兵靴。然后，穿着军靴和睡衣，我们又穿过院子，到了另一个木棚，在那里，有人发给我们衬衫、短裤、毛袜子、腰带和军装（上衣的臂章是黑色的！）；我们终于走到最后一个木棚，一个士官在点我们的名，把我们编成队，给我们指定房间和铺位。

就在同一天，我们还跑去集合，吃晚饭，然后睡觉；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出发去矿下；到了堆矿场，我们的队又被分成几个劳动小组，发给工具（尖嘴镐、铲子、矿灯），我们中谁也不知道，或者说几乎是谁也不知道怎么使用矿灯；接着，下井的笼子把我们带到地下。当我们上来时，浑身酸疼，等着我们的士官命令我们排队，把我们带回营房；我们吃午饭，下午队列训练，大扫除，政治教育，唱规定必唱的歌。一个宿舍二十个铺位，可算亲密得很。日子一天接一天，天天如此。

在最初的几天里，人们强迫我们忘掉每个人个性的做法，使我们如同生活在一团漆黑之中；毫无人性特色，都是硬性规定，干活便是我们一切人性的表现。当然，这种眼前一团黑的状况是相对而言的，是因为具体环境所造成的，而且也是因为我们还不习惯（就像一个人从亮处进入一间黑屋子里）；随着时间的推移，眼前的漆黑慢慢地褪去。终于，在这种将人作物之中，人性渐渐显露端倪。我应当承认，在当时我是最末一个学会适应亮度变化的人。

原因是我整个身心不肯接受命运的这份赠礼。所谓戴黑臂章的士兵——我也在其中——实际上不发武器，只不过练练队列，在矿井下干活而已，他们的工作是有报酬的（这一点，他们比别的部队有更多的实惠）。可是，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把这些人都当作敌人，所以也不肯把枪交给他们，一想到这里，报酬不报酬对我的安慰也就微不足道了。这些人是敌人，人们对我们的态度日益严酷，而且使我们还受着一种威胁，就是在法定的两年之后，服役时间可能延长。然而，最使我寒心的，还是看到我自己和被我认为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混在一起，还是我的同志们作了把我送来的决定。

因此，我在极端的孤寂中度过了在黑帮队伍里的最初一段时间。我不愿和我的敌人交往。至于外出，在那个时期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大兵没有任何权利，外出是作为一种奖赏来赐予的），而当这些男子汉成群结队光顾一家又一家小酒馆、找女人的时候，我宁肯一个人留下来据守我的那个角落。我懒懒地躺在宿舍的床上读些什么，甚至还在学习（对一个搞数学的人说来，一支笔和一片纸就够了），因难以接受处境而怨艾不已。我认定在这种逆境中，我惟一的特殊使命，便是继续为自己争取“不致沦为敌人”的权利而斗争，为争取摆脱这种境地的权利而斗争。

我好几次找到连队政委，不遗余力地要他相信，我在这里与这些黑类分子为伍是一个错误，我被开除出党是因为知识分子意识，出言不逊，但我不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我喋喋不休地解释（多少次！）那张可笑的明信片事件，但是这个事件现在已和我的黑色臂章联在一起，就一点也不可笑了，而且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似乎里面藏掖着什么东西使我讳莫如深。不过我应当坦白地说，政委毫无厌烦之意听取我的申诉，对我急切辩白的心情表示出一种理解，几乎超出我的意料。他最后当真把问题提到了上级某个部门（多么神秘的组织关系！），只不过到头来，他把我叫去说：“你干吗要骗我？现在我知道你是个托洛茨基分子。”语气中露出某种真心的埋怨。

我开始明白，我的形象已经经过人世命运的最高法庭的判决，再也没有任何可挽回的余地。我觉得托洛茨基分子的名声（即使和本人出入再大）已经是实实在在的了，比真实的我更强不知多少倍；它绝对不再是我的影子，倒变成了我本人，而我本人却是这种名声的影子；我也明白，不能再申诉什么名不符实的问题，这个名不符实，就是我的十字架，我是不能把它卸给任何人的，注定是我要把它背起来。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甘心举手投降。我愿意真正地背起这个负担：将来要让人看到我不是他们所断定的那种人。

足足半个月才使我好歹习惯了矿下那累死人的活儿——手得用力握住沉重的风镐，干完后直到第二天早上我还感到全身的骨头架子在震颤。那我也不管它，还是凭良心猛干，决心要达到那些先进突击手的效率，而且没多久我就差不多做到了。

要命的是，没有一个人认为这表现了我的正确信念：因为实际上，我们这些人全都是按干多干少得报酬的（伙食费和住宿费已经给我们扣了，但我们还可领到不少钱），所以，不管各人想法如何，许多人那么拼命干是为了在这没有希望的年头里至少还能得到点实惠。

虽然我们统统都被看作是疯狂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但社会主义组织里所有的种种政治活动在军营里也都有。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制度的顽敌也在政委的监督下召开一些十来分钟的临时会议，我们还参加政治学习，办墙报，张贴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照片，用毛笔写些诸如“前途光明”之类的标语。起初，我几乎是带着标榜自己的心情主动来承担这些工作。但是，这么做在任何人眼里都无所谓。别人不都是这么做的吗？因为他们需要让领导注意到自己，批准自己外出；至于士兵，他们没有一个人是认真来看待政治活动的，而是把政治活动看作是一种装模作样的猴儿戏，没有实在意义，是迫不得已做给那些掌握我们命运的人看的。

最后，我终于明白了，我的反抗，无非是自己的异想天开罢了，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我不是名符其实的托派分子，别人可不这么认为。在那些把我们任意摆布的有军衔的士官里，有一个小个子黑头发的斯洛伐克人，他是个下士。他和其他人有所不同，态度和气，毫无以折磨人为乐的嗜好。在我们眼里他是个好人。尽管有些刻薄的人说他那副憨厚相无非是因为他蠢笨。当然，那些小士官和我们不一样，都是有枪的，时不时去进行射击练习。有一天，这个矮个子下士囊括了各种奖项打靶回来，据说他总环数第一。开会的时候，很多人都对他大加恭维（半是真心半是揶揄）；小下士只是咧嘴笑。

就在那一天，碰巧我和他一个人遇上了。出于没话找话，我问他：“你使了什么鬼点子枪法能那么好？”

小个子下士打量我半天才说道：“这有什么难，我嘛，我有特别的法儿。我对自己说：那不是什么铁皮靶子，那是个帝国主义鬼子。这一来，我心里气得不行，就真的中靶心了！”

我极想问他，帝国主义鬼子这个相当抽象的概念在他的脑袋里具体指的是何等样人。当他要回答我的这个问题时，声音极其严肃而且胸有成竹地向我透露说：“我真寻思不透，你们这些人干吗要来给我叫好。咱们说实话，要是打起仗来，我可是要朝你们开枪哩！”

要知道这个老实巴交的汉子从来没有大声叱骂过我们——就因为这个他后来被人调走了。当时我从他的嘴里听到这番话的时候，我顿时觉得，原来还认为有根线把我和党、和同志们维系着，现在这根线从我的手里抽掉了，再没有任何挽回的希望。我早已被人甩出了自己生活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