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路德维克 6（第1页）
是的，一切维系都断了。
学业、政治活动、工作、友谊，完了；爱情，还有对爱情的追求，完了；统统完了。一句话，生活的整个进程，本是充满意义，都完了。给我剩下的，只有悠悠的时光。我这才切切实实领略到，时光是什么，这是从前不曾有过的体会。仅在不久以前，时光对我是那么亲密，它就是工作，就是爱情，就是各种各样都可能做的努力，我向来漫不经心地接受时光，因为它是那么不露痕迹，悄然隐藏在我的那些忙忙碌碌的背后。现在它赤裸裸地现出它的本来面目，真正的面目来到我面前，迫使我不得不直呼它时光（因为我现在在度纯粹的时光，一种真空的时光），它怕我有片时片刻把它忘记，要我无时无刻不想着它，没有间歇地体验它是多么沉重。
当一种音乐奏起进入我们的耳朵，我们忘记了它不过是时光的一种方式；乐队戛然而止，我们听到了时光，这是纯态的时光。我现在就正在经历一个休止节拍。当然，这不是乐队的休止节拍（这种休止节拍的长短是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乐符所严格限定的），我所处的休止是没有限度的。我们无法用裁缝的尺子（使用其他度量衡也同样不行）来量一量我们两年的兵役期每天能短去多少；事实上，黑类分子有可能被人要留多久就留多久。二连有一个四十来岁的人，叫安布洛兹，就是在这里度过他的第四个年头。
当一个人家里有老婆或未婚妻而自己老在部队，那是一件辛酸的事，这就等于说，他对家里人的生活无法掌握，精神上不断地对她牵肠挂肚。同时这也意味着，他虽以巴望她什么时候能来探亲为快事，但心里又不停地害怕长官可能不许他在那一天外出；又担心女人动不动就不到军营大门来。黑类分子（他们自有黑色幽默）私下里常议论说，大兵的妻子因男人在军营里不得出来而得不到满足。于是那些当官的去等着她们，在她们身边转来转去，希望她们的欲念从被禁在营里的男人身上落到他们这儿。
尽管如此，对于家里有女人的汉子来说，还有那么一条线牵连着他们，也许这只是一根游丝，又细又脆，让人随时随地担心会断掉，但总归还算有一线维系。可是我，就连这样的一丝一线也没有。我和玛凯塔已经断绝一切往来。假如我偶尔收到几封信，那也是从妈妈那儿来的……什么，这难道不是一个维系吗？
不是的。一个家如果仅仅是父母之家，就不是一条维系的线，它只是一个往昔：从你父母处来的邮件，那是从一块你与之日益疏远的土地给你送来的信息；糟糕的是，这类信件不停地提醒你，你已经走错了路，回头吧，回到你曾经堂堂正正、勤奋努力准备一切条件扬帆远航的港岸去；是的，这样的信对你说，港岸还在那儿，没有动，还是从前的那副老样子，安全又美好，但是航向呢，航向已经丢失了！
这样，我渐渐习惯这样一个现实：我原来的生活道路已经断了，已经不掌握在我的手里，我只有从现在的立足点重新开始，甚至在精神上也是如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一点一点地，我的视觉适应起将人作物的黑暗环境，并开始分辨周围的人；比起别人来，我是慢得多了，但幸好差距还不是很大，我还没有和他们格格不入。
在这黑暗地带第一个现出身影的是洪萨（他今天也同样第一个出现在我记忆的幽明之中），一个来自布尔诺的小伙子（他当时讲一种让人不知所云的方言）。他之所以沦为黑类，是因为曾打伤过一个警察。那警察是比他年级略高的老同学，他俩发生争吵，他就把警察揍了一顿。但法庭不肯听他的申辩，洪萨先是蹲六个月的大牢，后来就到了这里。他本是个熟练钳工，所以很显然，将来他重新去干本行还是干其他什么工作，对他都一样；他对什么都无所谓，而且提起他的前途时，他一脸的满不在乎，只求自由自在。
就这种少有的但求自由自在的要求而言，能和洪萨相提并论的只有贝德里奇，我们宿舍二十个人中数他最为古怪。他到我们这儿已经是九月，正式招兵后两个月了。他原来被指派到一个步兵连，但他始终顽固地拒绝领取武器，原因是这和他严格的宗教教规相抵触。本来人家就不知拿他如何是好，后来又截获了他写给杜鲁门和斯大林的信，信里口气极其恳切动人，他以社会主义道义的名义，请求两位国家领导人解散一切军队。他的上级觉得事情十分难办，起先准许他去参加队列训练，于是他便成了所有士兵中惟一没有武器的人。当他执行“枪上肩”、“枪放下”的口令时，他的动作完美无缺，然而手里是空的。他也参加了头几次的政治学习，讨论时积极要求发言，大谈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他还主动制作了一张宣传画，把它贴在军营里，但画面上他号召放下一切武器，军事法庭以煽动哗变对他起诉。可是他那主张和平事业的长篇大论又把各位法官弄得晕头转向，命令对他进行心理检查，又迟迟难以作出结论，只得把他送到我们这里。贝德里奇很高兴：他是惟一志愿佩戴黑臂章的人，他还为自己能奋斗到我们这种黑臂章而心花怒放。所以他在这里感到十分自由自在——当然他的自由自在和洪萨的不一样，不是以桀骜不驯的形式来表现的，恰恰相反，外表循规蹈矩，安守本分，对干活有着纯真的热情。
其他人全都心情苦恼得多。瓦尔加，三十岁，斯洛伐克区的匈牙利族人，根本没有民族偏见的概念，曾先后加入过几支军队打仗，也尝过战斗双方各种战俘营的滋味；有一头红棕头发的彼特拉恩，有一个兄弟因在国境通道上打死一个守兵逃到国外去了；头脑单纯的约瑟夫，来自易北河流域（习惯于像鸟儿一样四处遨游，因为害怕可能长期留在井下和巷道这样的地狱里而郁郁不语），是个富农的儿子；二十岁的斯塔纳，布拉格郊区人，发疯般酷爱衣着打扮，他所在地的区政府曾经为他大书特书过一份报告，好像是说他在五一游行之际酩酊大醉，然后竟故意在人行道边，欢乐的人们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小便；法律系大学生彼得·佩克尼曾在二月事件期间和一小撮同学一起，去进行反对共产党的示威（他大约很快就知道了，在二月事件后把他开除出学校的那伙人里就有我，而且他看见我如今和他顶着同样的罪名，和他关在一起，便成了这里对我惟一幸灾乐祸的人）。
我还可以回忆起其他一些和我共过命运的士兵，但我只想说说最主要的：那就是我最喜欢洪萨。我至今还记得我们早先的一次谈话。那是一次在工作面上喘息的时候，我俩正在一起（一面给肚子胡乱填些东西）。洪萨在我膝盖上拍了一巴掌：“喂，你，聋哑人，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聋哑人，我当时实在一点也不错是个聋哑人（心里老是没完没了地在想自己的辩护词），于是我就不厌其烦地向他解释（我马上很丧气地发现自己说话矫揉造作，咬文嚼字），我是如何如何，又是为什么会被弄到这儿来的，说到底，我实在什么事儿也没有。他对我说：“他妈的！我们，我们难道就应该待在这儿吗？”当时我又想好好向他陈述一番自己的观点（一面在寻找更自然的话语），洪萨咽下他最后一口东西，一字一顿地说：“你这么个大个儿可真是个大傻瓜，太阳把你的脑袋都烤糊涂了。”透过这句话，我被一个乡镇平头百姓的冷嘲一下子点中了，我忽然觉得自己依然自视特殊，耿耿于怀那些失去的优越权利，感到很难为情，而自己恰恰曾自以为是反对特权和娇宠的。
随着时间的转移，我和洪萨接近多了（我获得了他的器重，因为我能很快地进行心算，解决工资发放时的一切问题，从而不止一次地避免了人家对我们的算计）。有一天，他挖苦我老是泡在军营里简直是个傻瓜，不去利用外出的机会，他还把我拉上和他那一伙人一起走。这次外出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们一大帮子，可能有八个，其中有斯塔纳，还有瓦尔加，切内克，一个从装饰艺术系辍学的小伙子（他归入黑类是因为坚持要在艺校里画几幅立体派绘画，而现在为了蹭到某种好处，他到处都画上大幅木炭画来美化营房，画的是十五世纪宗教改革战争中的士兵，还有大批的武器和狼牙链锤）。我们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俄斯特拉发市中心是不准我们去的；只有几个地段可以光顾，而且那里只有有限的几家酒吧。那天刚到较近的一个镇子，运气不错：在一个由体操馆改成的大厅里正在举行舞会，这个地方绝不在禁止之列。一看门票很便宜，我们就一窝蜂拥了进去。大厅里摆下的桌椅真不少，但人不多：算来算去，到顶也就十一二个姑娘，约摸三十来个男的，半数是从这一带的炮兵营来的军人。我们一进去他们就警觉起来，我们马上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他们在盯着我们，而且还在数我们有多少人。在一张没有人的长桌子边，我们坐下来，并要了一瓶伏特加。但女服务员冷冷地回答我们说这儿不准卖酒精饮料，于是洪萨要了八瓶汽水；每人交给他一点钱，十分钟后他回来时，手里拿着三瓶朗姆酒，我们在桌子底下拿它兑进汽水杯里。这一切做得尽可能小心，因为那些炮兵在紧紧盯着我们，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告发我们偷偷喝酒。这里得说明，我们对正规部队深有恶感：一方面他们把我们看作图谋不轨的分子，杀人凶手，刑事犯，凶恶的敌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丧心病狂地屠杀他们的和平家庭（根据当时流行的反间谍文学作品）；另一方面（肯定是更重要的方面），他们妒忌我们有钱，我们什么时候都比他们大方五倍。
我们的处境就是这么奇特：除了干活受累，我们见不到任何东西；每半个月脑袋被剃光一次，惟恐我们的自信心——不能被容忍的——也和头发一样长起来。我们是倒霉蛋，从来交不上生活赋予的好运。然而，钱，我们有。谈不上多，但对于一个大兵和他一个月两次的外出说来，已算是绰绰有余，使我们在那仅仅以小时论的自由里（而且仅限少数几个地方）可以像个阔佬，从而补偿一下平时多少个漫漫长日里的无尽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