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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民族主义，并非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而是不许不同种族的人来夺我汉族的政权。因为我们汉人有政权才是有国……民族革命灭尽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

至于###中另一重要方面——与外国列强关系问题，主要是满清政府的外债和外国在华“既得权利”方面，宣言则承诺将予以承担。【此条在新三民主义时改变。】

“民权主义”，则是因为封建帝制已经“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只有“民主立宪政体”，也就是民主立宪的共和国，才是“最为相宜”的。

“民生主义”，则是由于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农工诸业，都在资本家手里”，导致“贫富悬殊”和“不平等的世界”。“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主张“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这是介于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模式之间的一种社会主义革命政策。】

同盟会进而在这些主张之下编制《革命方略》，向国内各省派遣盟主和革命党人，酝酿各地暴动。

此起彼伏的武装暴动，严重威胁着满清王朝的统治。迫于革命压力，慈禧终于决心改良。五大臣（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奉旨出洋进行“仿行宪政”考察后认为，立宪有三端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

于是，1906年9月，清廷颁发“预备仿行宪政”上谕，首先改革官制。除调整设立了11个符合时尚的政府机构之外，还特别强调官员“不分满汉”。又于1907年、1908年先后成立“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

“预备立宪”举措，受到立宪派的热烈欢迎。1907年10月，梁启超在日本成立了一个“政闻社”来积极响应和引导国内的新政。他主张：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还特别强调：“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有）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决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

这些主张，即便是现在看来也不乏可取之处。特别是在维护国权方面，较同盟会的主张有明显进步，也更符合当时中日两国都在致力进行的对不平等条约的修约要求。但是，关于维护满清统治这个关键问题上，却与革命党水火不容。政闻社的会场遭到革命党攻击，梁启超本人也落败而逃，并挨了一鞋子。

在如此对峙局面下，慈禧新政本身的步伐，特别是正在筹备的“预备立宪”，和日本明治维新相比，虽然已经是非常快了，但宪政运动和革命所要求的步伐却更加迫不及待。

1908年夏，“预备立宪公会”发起加快立宪步伐的国会请愿运动之际，同盟会先后在西南举行了钦廉、河口武装起义。8月27日，慈禧当局颁发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预备以9年时间为过渡期，完成预备立宪步骤。

《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不久，1908年11月14日和　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年仅3岁的爱新觉罗·溥仪继位，年号宣统。其父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载沣掌权后，力图重振中央集权，特别是皇族的权力。他首先将掌握军权的袁世凯罢黜回河南原籍，自任陆海军大元帅。

《钦定宪法大纲》的出台，以及戊戌变法时期扼杀变法的人物相继死去和下台，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的得意门生、光绪朝的状元、时任江苏谘议局议长的张謇，向各省通电倡议，组建“国会请愿同志会”，请求载沣当局“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在新一轮请愿运动期间，同盟会又发动了广州新军起义和长沙、莱阳暴动。

1910年9月，清廷同意成立了“资政院”，并将预备立宪期缩短为5年。但这个让步仍没有使局面缓和，清廷转而进行压制，将东三省的请愿代表押解回籍，并将直隶议员温世霖发配新疆。这引发了更猛烈的抗议。

为平息众怒，载沣当局于1911年5月8日再次让步，下诏改革官制，成立了一个“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协理和大臣共13人，其中9人是满蒙贵族，且皇族占7个，是一个明显的“皇族内阁”。

当天，朝廷还同时宣布“铁路国有”：将各省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概收归国有。5月18日，又宣布端方为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

“皇族内阁”诏书，招致全国哗然。但最终给大清帝国带来致命打击的，却是似无风险、天经地义的“铁道国有”举措。

突变来自于5月20日的一个合同：由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英、美、德、法四国银团签订的“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二十五款”。消息一传开，“铁道国有”之举，立即被抨击为“与民争利”、“出卖路权”，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随即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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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场奇怪的战争·三个狼狈的军阀（6）

保路运动起于湖南，兴于湖北、广东，盛于四川，各省都主要由立宪派倡导和组织。个中关键在于，这两大铁路的主要股东，是当时新兴的民族资本家和地方官僚资本，而立宪运动的领袖人物和中坚力量就出自他们之中。

四川方面的情况相对复杂，先前的川汉铁路集资款中有强行摊派的捐税，涉及到家家户户的利益，而地方政府多年来筑路无果，已经耗费了不少股金。铁路一旦被收，将牵涉出很多相关问题。

6月份，川汉铁路股东会聚成都，宣布“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并当场组成“保路同志会”。“保路同志会”很快在全川各府县相继成立，参加人数迅速达到数十万。

由于清廷只同意“举现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给股票”，并将进京请愿的保路代表遣送原籍，矛盾进一步激化，成渝地区很快出现罢市风潮，并于9月1日通过抗粮抗捐决议。

革命党人吴玉章、龙鸣剑、王天杰等决定趁此机会，联系哥老会等，“外以同志会之名，内行革命之事”，策动反清武装起义。保路运动逐渐群情汹汹、慷慨激昂。

清廷下令四川都督赵尔丰严拿首要，又命端方从湖北率新军入川查办。9月7日，赵尔丰悍然拘禁了保路同志会的5名主持人，又派兵封闭铁路总公司。数万民众聚集总督署示威，要求放人。赵尔丰进而下令开枪镇压，酿成伤亡数十人的“成都大惨案”。

督署衙门的枪声，激发了革命党的武装暴动。吴玉章、龙鸣剑、王天杰起兵荣县，占领资州，进攻成都。哥老会领袖也从华阳、新津率众夹攻成都。进攻未克，革命军和会众向四周区县转战。其中，王天杰在荣县宣布独立，成立革命政府。11月25日，入川的湖北新军在资州杀死端方，宣布起义。次日，吴玉章也在四川的重要城市内江宣布起义。【保路运动突变为武装起义的关键，也在于从日本归来的革命党人。】

由于端方从湖北调走了一部分新军入川，使得武昌防务空虚。10月10日晚，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策动新军举行起义。义军首先攻占了楚望台军械库，随后占领都署，湖广总督瑞乘军舰逃走，义军当晚控制武昌，宣布成立武汉军政府。

武昌起义第二天，湖广总督瑞请求英国领事阻止“叛军”渡江攻占汉口，英国公使朱尔典立即让驻华英国海军“给以他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汉口的俄国领事也主动“让租界义勇队出动”。

由于当时义军的组织者都已经外出逃避搜捕；义军缺乏领袖人物和领导集体；对外来干涉和下一步的行动不知所措，就于11日上午与前谘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会商办法。

会议决定成立军政府，并推举汤化龙为政务部长。仓促之间找不到适合的军事领袖人选，就将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黎元洪推举为都督。而这个黎元洪，10日晚曾到一个兵营制止士兵响应起义，还亲手杀死了一个准备夺门的共进会会员，后来又杀害了一名革命党派来的信使。【武昌起义后黎元洪窃权，开启了近现代中国地方军阀窃权执政的恶例。既然黎元洪都能当都督和副总统，袁世凯图谋大元帅和皇帝就难免了。两者的性质其实足以应当相提并论。将政权塞给黎元洪，是辛亥革命最终失败的一大关键。这一点，在中国近现代痛史上教训特别深重，史学及国人于此重视不够。2。　孙：群龙无首难以为继，但饥不择食，找错首领，前功尽弃。】

军政府随即发布公告，宣布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宣统三年为黄帝纪元4609年。发布《告全国父老书》，号召推翻清廷，又照会驻汉口各国领事，声明尊重各国在华一切既得利益，希望各国保持中立。

11日晚，汉阳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胡玉珍起兵响应，当晚占领汉阳。12日，汉口新军起兵响应，于第二天占领汉口。武汉三镇全部占领后，军政府随即转到汉口，并宣布招募新兵。武汉周围的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纷纷响应号召，踊跃参军。5天之内就完成扩军4个协的计划。义军随即对邻近的清军营地发起进攻，将其击败。清廷闻讯，赶紧调山西军和天津军前往武汉镇压，却遭到起义军的伏击歼灭。